禅位诏书颁布后的第七日，钦天监择定的吉时，紫禁城中轴线上的大殿，庄严肃穆。褪下龙袍、换上亲王服饰的朱载垕，在冯保的搀扶下，于奉天殿（注：明初称奉天殿，嘉靖时改称皇极殿，隆庆初年可能复用旧称，此处为行文方便，用奉天殿）内，亲手将传国玉玺，交到了身穿崭新十二章衮服、头戴十二旒冕冠的弟弟朱翊钧手中。没有繁琐的仪式，没有盛大的典礼，甚至因为皇帝“圣体违和”，连例行的百官朝贺都简化了许多。整个过程，在一种近乎凝滞的沉重与静默中完成。
朱翊钧——现在应该称为隆庆皇帝了——接过那方沉甸甸的玉玺时，手是抖的，心是慌的，只觉得这代表着至高权力的印信，滚烫得几乎要灼伤他的手。他下意识地抬头，看向被搀扶到一旁御座上歇息的兄长。朱载垕脸色苍白如纸，却朝他微微点了点头，那目光平静、深邃，带着不容置疑的托付，也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解脱。
新君登基，沿用“隆庆”年号，以示对兄长的尊重与政局的平稳过渡。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汹涌的暗流。朝野上下，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新·皇帝，看他如何坐稳这至尊之位，看他如何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是延续兄长病重期间的保守政策，还是锐意革新？是倚重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前朝老臣，还是会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东南的倭寇，北方的蒙古，空虚的国库，党同伐异的朝臣……桩桩件件，都如同沉重的枷锁，套在了这位年轻天子的脖颈上。
登基大典次日，新帝朱翊钧在文华殿后殿——他决定暂时沿用兄长理政之处，未立刻搬入乾清宫——第一次正式召见内阁及六部九卿重臣。他换下那身沉重不便的衮服冕冠，只着一袭明黄色常服，端坐于御案之后。龙椅宽大，衬得他身形略显单薄，但他腰背挺得笔直，努力让自己的目光显得沉稳、锐利，试图驱散眉宇间那一丝尚未完全褪去的青涩与惶惑。
阶下，以徐阶为首，高拱、张居正次之，六部九卿分列两旁。人人屏息凝神，等待着新君的第一道训示，或者说，是窥探新朝政治风向的第一缕气息。
朱翊钧没有立刻说话。他的目光缓缓扫过阶下这些或老成持重、或锋芒毕露、或深沉内敛的面孔。徐阶是三朝元老，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是老成谋国的代表，但也难免有些暮气与圆滑。高拱性烈如火，锐意进取，是改革急先锋，却也因其刚直而易树敌。张居正则介于两者之间，既有实干之才，又通权变之术，目光长远，是真正的治世能臣，但似乎总带着一层看不透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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