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的弹劾与罢黜，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彻底。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深秋，当辛弃疾那封近乎泣血的最后谏疏尚在秘密传递途中时，临安的诏书已经如冰雹般砸向了镇江府衙。
没有廷议，没有质询，甚至没有给他任何自辩的机会。罢黜的罪名是现成的，也是致命的：“浙东安抚使、知镇江府事辛弃疾，受命北伐，心怀两端，修城自固，逡巡不进，坐耗军资，致使东线战事迁延，将士离心。又闻其常出怨言，摇惑军心。且查其在任，多有专擅之举。着即褫夺本兼各职，罢归铅山故里，交地方看管，听候朝廷另行处置。”
冰冷的词句，彻底否定了他两年多来在京口的全部心血与努力，将他钉在了“北伐失利”的耻辱柱上。没有提及他准确的预警，没有提及京口防务的实际稳固，更没有提及韩侂胄本人决策的荒谬。一切罪责，皆归于他这“逡巡不进”、“心怀两端”的“老朽”。
宣旨的官员依旧是枢密院的干办，神情比上次宣召起复时更加倨傲冷漠。这一次，没有簇拥的属官，没有迎接的将领，连府衙中的胥吏都避之不及。辛弃疾独自跪在冰冷的地面上，听着那宣判般的词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那被罢黜的不是自己，仿佛那些恶毒的指控与他无关。只是在接过那卷沉重的罢官诏书时，指尖传来一阵细微的、难以抑制的颤抖。
宣旨官走后，偌大的官署显得异常空旷、死寂。秋风从洞开的门窗灌入，卷起案几上散乱的纸张，发出簌簌的悲鸣。
陈松早已泪流满面，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嘶声道：“大人！冤枉啊！天大的冤枉！那些狗官，他们怎么能……”
“起来。”辛弃疾的声音平静得出奇，甚至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吧。”
“家？”陈松一愣，随即明白过来——是铅山，是带湖，是瓢泉。那个他们数年前离开、以为此生或许再难长居的“家”。泪水再次奔涌而出。
接下来的两日，是辛弃疾此生最为萧索的交接与整理。新任的镇江知府与安抚使（韩侂胄的亲信）尚未到任，但属官们已自动疏远。辛弃疾默默地将官印、文书、账册一一清点封存，除了几箱自己的书籍、手稿、以及那柄始终不曾离身的“守拙”剑，别无长物。他甚至没有动用官库中一文钱来准备行装。
然而，当他离开府衙，准备登上那辆简陋的青篷马车（与多年前从江西罢归时何其相似）时，眼前的情景却让他早已冰封的心湖骤然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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