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京口日以继夜的备战，如同在奔腾不息的长江岸边，执着地垒砌一座沙堡。城墙在增高，士卒在流汗，战船在修复，粮秣在缓慢积聚。然而，来自临安的风，却带着越来越浓烈的焦躁与寒意，一次次试图吹散这沙堡的根基。
韩侂胄对辛弃疾“稳扎稳打”的方略早已失去耐心。这位权倾朝野的太师，需要的不是漫长的准备与不确定的未来，而是一场能够迅速彰显其“雄才大略”、巩固其无上权威的军事胜利。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春，当辛弃疾再次上书，详细禀报京口防务进展，并重申“秋高马肥，金人势强，今岁非大举之时，宜更待明岁，且必待荆襄、两淮同进”时，临安的决策，已如离弦之箭，再无回头的可能。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初夏，未经充分准备、甚至未经周密策划的“开禧北伐”，在韩侂胄及其亲信将领的强力推动下仓促发动了。北伐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痛陈金人罪孽，宣扬恢复之志，一时倒也激起了不少朝野士民的振奋。宋军兵分多路，从川陕、荆襄、两淮同时出击。
消息传到镇江时，辛弃疾正在校场检阅新近编练的“北固营”水军操演。听到驿卒急报，他握着令旗的手猛地一紧，指节泛白。身旁的陈松看到，自家大人的脸色在初夏明亮的阳光下，竟瞬间失去了血色，变得如同身后的城墙砖石一般灰败。
“终究……还是来了。”辛弃疾喃喃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没有立刻下达任何指令，只是久久地站在原地，望着江面上那些正在演练阵型、尚显生疏的战船，望着更远处那水天相接、吉凶未卜的北方。江风吹动他花白的鬓发，也吹来了长江亘古不变的、带着泥沙气息的呜咽。
北伐初期的战报，一度传来些令人振奋的消息。东线郭倪部攻取泗州、虹县；中路皇甫斌部克复唐州、邓州；西线吴曦部也有所进展。这些“胜利”被临安大加渲染，韩侂胄更是志得意满，仿佛中兴伟业已在眼前，加官晋爵，大肆封赏亲信，朝中一片“歌颂升平”之声。
辛弃疾接到这些战报，却毫无喜色。他仔细研读每一份军情邸报，眉头越锁越紧。这些所谓的“胜利”，多是在金军边防松懈或守军战力薄弱处取得，并未伤及金军主力。而且，各路宋军进展不一，缺乏协同，后勤补给线拉长，隐患已现。更重要的是，金国的反应如何？主力何在？
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连夜写下紧急奏疏，指出当前胜利表象下的巨大危机：孤军深入，后援不继，侧翼空虚。尤其提醒要严防金军集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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