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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5年1月，台北的雨下得不像话。
不是倾盆，是那种绵密、阴冷、钻缝的雨，从淡水河面上卷过来，顺着大稻埕老街的瓦缝滴进天窗，滴进墙角，也滴进人骨头里。
林默涵——此刻对外仍叫“陈文彬”——站在颜料行后间的小窗前，看对面巷口。
路灯坏了一盏。
剩下那盏昏黄得发绿，像长了霉。雨丝里偶尔走过卖面茶的担子，铜壶叮当一声，又被人声和车轮碾没。
他没看面茶担子。
他看的是担子后面那辆脚踏车。
车架上坐一个人，穿灰布夹克，手里捏份《中央日报》，报角往下折了三折——这是第三处便衣的暗记。不是盯铺子，是盯后门。
林默涵把窗帘拉回半寸。
他没动脸色。这些年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眼睛里先死一层，再想后路。
茶几上摊着一本《唐诗三百首》，翻到《春望》。书页里夹着那张女儿的照片——六岁，两根小辫，笑得缺一颗门牙。照片背面有妻子秀贞的字：“晓棠问爸爸何时回家。”
他伸手把照片抽出来，没看第二遍，用拇指肚按了按女儿的辫梢，像隔着六年距离摸一摸那点热气，然后塞进左边袖口内侧。
袖口有暗缝。
缝线是他自己改的，用的和布料同色的棉线，针脚歪歪扭扭——陈明月笑过他，说沈先生做生意精明，拿针比拿枪还慌。
他不爱听，但没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实话。
“先生。”
后间帘子轻轻一掀，陈明月端着药碗进来。她左腿伤还没好利索，走路微瘸，却故意放得很稳，像怕他看出来。
“桂枝露煎的，趁热。”她把碗放下，目光扫过窗帘，“又看巷口？”
“看看雨。”林默涵没回头。
“雨里没情报，只有痨病。”陈明月把碗往他手边推了推，“江一苇说，第三处今早调了人进大稻埕。”
“几个？”
“不算便衣，明岗两个，巡两趟。暗的有几个，他没数清。”
林默涵端起药碗。苦气冲鼻子。他喝了一半，搁下，从怀里摸出半截铅笔，在账本空白页上画了三道短横，又画一道长横。
陈明月瞥见，眉头一跳。
——那是摩斯里的“S E”？不，是“速撤”的简画。他们自己约定的：三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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