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楚，像是要把每张钱的号码都背下来。叼烟卷的人伸手要接，周老板把钱往柜台上一拍——不是递，是拍。
“拿好。”她说，“买药吃。”
叼烟卷的人脸上一僵，但大概是急着去收下一家，没有发作。他把钱揣进怀里，冲同伴扬了扬下巴，两个人转身走了。走到门口时，他回头丢了一句：“下个月还是这个日子。涨不涨价，看三爷心情。”
门板合上，铺子里安静下来。周老板站在那里没动，盯着门口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把铁皮盒子重新盖上。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阿贝认得那种颤抖，养母每次把嫁衣塞进箱子底层的时候，手指也是这么抖的。那是把一口恶气硬生生咽下去的抖法。
“周姨。”阿贝从帘子后面走出来。
周老板抬头看了她一眼，迅速把铁皮盒子放进柜台下面的柜子里，关上柜门，挂上锁，然后直起身，整了整衣襟。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出来做什么？《水乡晨雾》绣完了？”
“快了。就差收边的几针。”阿贝走到柜台前，把自己身上那条旧围裙解开，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钞票，放在柜台上，“这里有二十三块。是我这三个月的工钱攒的。你先拿去凑下个月的保护费。”
周老板低头看了看那卷钱，又抬头看了看阿贝。她的目光很复杂，有意外，有感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审视，像是在重新估量这个从江南来的乡下姑娘。
“你养父还躺在病床上。你攒的钱不给他寄回去？”
“寄。”阿贝说，“但这个月的工钱已经寄了。这二十三块是我额外攒的——晚上给隔壁成衣铺改衣服赚的。周姨，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个黄三爷，”阿贝一字一顿，“他欠我一条命。不是我欠他。是我养父。他在病床上咳了三个月的血，黄三爷连一颗药钱都没赔。我今天看到收保护费那两个人，我认得其中一个是打我养父的打手——他腰里那根短棍，那上面的漆是我养父的血磨亮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但周老板注意到她的手指——她的右手攥着围裙的边缘，攥得指关节发白，指甲抠进布料里，发出极细微的“嘎吱”声。这种克制比崩溃更有分量。
“你想做什么？”周老板的声音放低了。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外地来的学徒，没根基，没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