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在西塘又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她做了很多事。先是盯着黄老虎派来的大夫给养父看了腰——大夫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在镇上坐馆三十年，手艺不算顶尖，但治跌打损伤很有经验。他在莫老憨的腰上揉搓了半天，贴上三副黑膏药，又开了几服活血化瘀的汤药，临走时说了句“躺半个月，不要下床，不要扛重物”，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医嘱。阿贝把大夫送到门口，塞给他两块银元，大夫推辞了一下收下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压低声音说：“你爹的腰是老伤了，这回虽说不算太重，但不能再折腾了。再伤一次，以后怕是真的站不起来了。”
阿贝点了点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她做的第二件事，是去码头上挨家挨户地串了一遍门。她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带了两只耳朵。老陈家的船底板被水泡烂了，没钱修；王婶家的儿子想去镇上学木匠，拜师礼凑不够；码头最东边那家新寡的妇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家里连一床像样的棉被都没有。阿贝把这些都记在小本子上，一行一行，和她记上海那些太太小姐的关系名录一样工整。她以前记那些是为了在上海活下去，现在记这些是为了让西塘的码头活下去。说到底，都是活下去，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阿贝，你记这些有什么用？你又不是镇上的保长。”老陈头一边补渔网一边问她，语气里带着善意的揶揄。
“保长不会管你家船底板的事。”阿贝头也不抬地继续写字，“我管。”
老陈头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补网，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声音太轻，阿贝没有听清。但旁边的王婶听清了，他说的是——“老憨上辈子烧了什么高香，捡了这么个闺女。”
阿贝听到了“老憨”和“闺女”四个字，假装没有听到，继续写字。但她握着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那一行字的末尾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抖动。
第三天傍晚，阿贝收拾好了回上海的行李。还是那个帆布袋，还是那件藕荷色的绣花衬衫，银簪子插在发髻上，简单利落。养父靠在床头，看着她忙前忙后地把行李归整好，把大夫开的药一包一包地分好，把养母要用的柴米油盐都备齐，嘴里叼着旱烟杆一言不发。直到阿贝走到床边跟他告别，他才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在床沿上磕了两下，磕掉烟灰，说了三个字。
“别太累。”
阿贝弯下腰，替他把滑到胸口的被子拉上来，掖好被角，手指停留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轻轻拢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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