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上海的绣坊新接了一笔单子,下个月发了工钱我就寄回来。你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码头上的事我已经跟老陈叔说好了,他会帮你照应着。”
她直起身来,握了握养母的手,转身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养父咳嗽两声后沙哑的声音——“到了上海记得来信”。她没回头,只抬起手在肩头挥了挥,像是拂去西塘河面上一片柳絮。
走出家门的时候,码头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通知,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手里正在修补的渔网、正在晾晒的鱼干和正在搓洗的衣裳,站在码头边上,站成长长的一排。老陈头手里拎着两条新打上来的鲈鱼,鱼鳃还在翕动,用草绳从鱼嘴里穿过去,递给阿贝,让她带到上海去吃。王婶塞过来一包自家晒的红薯干,用旧报纸裹着,报纸上沾着红薯的糖霜,黏糊糊的。就连那个家里最穷的新寡妇人,也抱着一件亲手缝制的土布棉背心等在路边,硬要塞到阿贝的帆布袋里,说上海冬天湿冷,贴身的衣裳总要多一件。阿贝推辞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拗不过,一一收下,帆布袋被塞得满满当当。
这些人一年前也是这样站在码头上送她去上海的。那时候她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帆布袋里只装着两件旧衣裳和养母给她的两块银元,码头上的人看着她,眼神里都是担忧——“一个丫头片子去上海能干什么”,“别被人骗了”,“实在不行就回来”。那时候的“回来”两个字,是一个退路,一个失败之后可以钻回去的壳。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次码头上的渔民们看她的眼神里不再是担忧,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期盼——“阿贝去了上海,码头的日子就好过了”“阿贝说的那个绣品作坊,是真的吗?”“回头卖了绣品挣了钱,我也让我家丫头去上海学手艺。”阿贝这个名字,在他们嘴里变成了一个开头,一个可以把日子往好处过的、实实在在的开头。
阿贝从他们中间走出去,每走几步就被拉住说几句话,从家门口到码头渡口这短短百十步路,硬是走了小半个时辰。走到渡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西塘——河水还是那条河水,码头还是那座码头,樟树上的“黄”字还在,但风吹过来的味道变了。以前的风里都是腥味和霉味,现在她闻到的,是傍晚炊烟里新米的甜香。
渡船缓缓驶离码头,艄公摇橹的吱呀声和船头破开水面激起的水响在暮色里传得很远。阿贝站在船尾,看着西塘的轮廓一点点变小——那片熟悉的棚屋变成了灰蒙蒙的一小团,码头上的人群散去了,老樟树也看不清了,只剩下渡口那一盏刚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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