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灯笼，在薄暮里像一颗低垂的星。她把帆布袋往肩上提了提，那包红薯干的甜香从报纸缝隙里渗出来，和鲈鱼的腥味、草绳的涩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西塘，像两种生活在某个交界处发生了短暂的化学反应。
但背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压在所有礼物下面，是黄老虎托人送来的。临走前他那个黑脸护院特意跑到码头，递上一张油纸包着的硬卡片，说是黄爷从省城弄来的“烫金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头衔是“西塘绣品作坊·阿贝师傅”，背面还印着一行小字——“持此片者，黄家码头一切事宜优先办理”。阿贝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正面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背面那行小字却带着几分江湖气，一看就是黄老虎自己的主意。她嘴角动了动，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叹气。那个在码头上刻了十几年“黄”字的人，如今也开始学上海商会的做派了。人啊，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他比谁都更想往高处走。
船到岸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阿贝换了两趟牛车，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从西塘到上海的火车她坐过很多次了，以前每次坐这趟车，她的心情都是沉的——来上海是为了讨生活，回西塘是为了还债，来来去去都是负担。但这一次不一样。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心里想的不是还债，而是种地。她在西塘撒了一把种子，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但至少种子已经埋进土里了。黄老虎的名片、码头上渔民的眼神、养父床头那几副黑膏药，都是种子。她回上海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给这些种子浇水。
火车在第三天的清晨驶入上海站。阿贝拎着帆布袋走下站台，混入清晨赶早班电车的人群中。弄堂里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热腾腾的豆浆冒着白气，油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卖菜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电车的铃铛声和报童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上海的清晨永远是这样——嘈杂、拥挤、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在谋生，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
阿贝沿着熟悉的路线往绣坊走，走到半路忽然停下脚步，拐进了路边一家卖笔墨纸张的店铺。她买了一张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借了店里的笔和墨水，站在柜台旁边飞快地写了一封短信。
“爹、娘：已到上海，勿念。黄家没有再为难码头，大夫开的药要按时吃。爹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不要扛重物。娘的红薯干我收到了，甜得很。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下月发工钱就寄回来。阿贝。”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