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灯笼,在薄暮里像一颗低垂的星。她把帆布袋往肩上提了提,那包红薯干的甜香从报纸缝隙里渗出来,和鲈鱼的腥味、草绳的涩味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气味。这种气味不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西塘,像两种生活在某个交界处发生了短暂的化学反应。
但背包里还有一样东西压在所有礼物下面,是黄老虎托人送来的。临走前他那个黑脸护院特意跑到码头,递上一张油纸包着的硬卡片,说是黄爷从省城弄来的“烫金名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头衔是“西塘绣品作坊·阿贝师傅”,背面还印着一行小字——“持此片者,黄家码头一切事宜优先办理”。阿贝把名片拿起来看了看,正面是中规中矩的楷书,背面那行小字却带着几分江湖气,一看就是黄老虎自己的主意。她嘴角动了动,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叹气。那个在码头上刻了十几年“黄”字的人,如今也开始学上海商会的做派了。人啊,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他比谁都更想往高处走。
船到岸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阿贝换了两趟牛车,在第二天下午赶到了火车站。从西塘到上海的火车她坐过很多次了,以前每次坐这趟车,她的心情都是沉的——来上海是为了讨生活,回西塘是为了还债,来来去去都是负担。但这一次不一样。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后退,心里想的不是还债,而是种地。她在西塘撒了一把种子,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但至少种子已经埋进土里了。黄老虎的名片、码头上渔民的眼神、养父床头那几副黑膏药,都是种子。她回上海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给这些种子浇水。
火车在第三天的清晨驶入上海站。阿贝拎着帆布袋走下站台,混入清晨赶早班电车的人群中。弄堂里卖早点的摊子已经摆出来了,热腾腾的豆浆冒着白气,油条在铁锅里滋滋地响,卖菜的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电车的铃铛声和报童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上海的清晨永远是这样——嘈杂、拥挤、生机勃勃,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在谋生,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
阿贝沿着熟悉的路线往绣坊走,走到半路忽然停下脚步,拐进了路边一家卖笔墨纸张的店铺。她买了一张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借了店里的笔和墨水,站在柜台旁边飞快地写了一封短信。
“爹、娘:已到上海,勿念。黄家没有再为难码头,大夫开的药要按时吃。爹的腰没好之前不要下床,不要扛重物。娘的红薯干我收到了,甜得很。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下月发工钱就寄回来。阿贝。”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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