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秋风吹得医学中心大楼玻璃幕墙嗡嗡作响，我盯着桌上的借调文件，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边角。这次借调时长一年，如今才过去一个半月，可我已经迫切地想回长江以北的老家——不是念着北京的繁华，而是想看看父母，也想逃离这座城市里，那些无形的落差感。
这种落差，从童年就刻进了骨子里。我的亲戚家孩子，从小在北京朝阳念重点小学、初中，校服是簇新的，课本是最新版的，放学有父母开车接送，周末有各种兴趣班；而我，在常州最差的小学和初中混到毕业，学校的操场是黄土飞扬的，教室的窗户玻璃裂了用胶带粘住，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方言，班里的同学大多是打工者的孩子，读完初中就跟着父母外出打工。后来我拼尽全力考上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再到工作、借调北京，可每次想起那些差距，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酸涩。
借调期间，我独居在出租屋，偶然领养了两只小橘猫，取名阳阳和光光——阳光的阳，阳光的光，盼着这两个不足两个月大的小家伙，能给我单调的独居生活添点暖意。如今一个半月过去，它们快满四个月了，活泼却脆弱。春节临近，我实在舍不得把它们独自留在出租屋，可带它们回老家，却远比我想象中艰难。
北京地铁明确禁带宠物，我没法坐地铁去高铁站；咨询高铁客服后更失望，宠物托运一次只能办理一只，两只猫要分两次运，不仅折腾，费用也高得离谱。我咬着牙，决定曲线返乡：先叫网约车到高铁站附近的宠物托运点，把阳阳和光光分别办理托运，自己坐高铁到市里，再到托运点接它们，接着转长途汽车、村里的小巴车——整个路程，光换乘就要五次，耗时整整一天。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把阳阳和光光分别装进透气的托运箱，看着它们怯生生地扒着箱子内壁，发出软软的“喵呜”声，心里一阵揪紧。网约车在凌晨的街道上行驶，我一遍遍跟它们说：“再忍忍，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很快就能到老家了。”
到了托运点，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反复叮嘱：“高铁托运对宠物应激反应要求高，这俩小家伙还太小，你可得有心理准备。”我点头应着，心里却没底。目送托运箱被送上运输车，我转身冲进高铁站，一路狂奔才赶上早班高铁。
三个小时的高铁，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到县城托运点接回阳阳和光光——它们显然被吓坏了，光光的眼睛红红的，一直在小声呜咽，阳阳则蜷缩在箱子角落，浑身发抖。我心疼地摸了摸它们，来不及多安抚，就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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