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七一年三月，柏林。
弗里茨站在窗前，望着街对面的老栗树。树皮上的裂痕更深了，有些枝干已经枯死，但春天一来，活着的枝条还是照常抽出了嫩芽。嫩嫩的，绿绿的，和六十七年前一样。
他今年三十二岁了。
那块表在他怀里——韦伯送的那块，从弗里德里希到安娜，从安娜到他。表针指向上午十点。它还在走，走得准准的，和六十七年一样。
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
“弗里茨。”
他没有回头。那是玛丽亚的声音——小约翰的妻子，那个眼睛里带着光的年轻姑娘。
玛丽亚走到他身边，和他一起望着窗外。
“又在想他们？”
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
“在想他最后写的那句话。‘安娜，你替我看着时间。等那一天来了，告诉我。’”
玛丽亚没有说话。
窗外，街上的人比从前多了。有穿着新式服装的年轻人，有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有拄着拐杖的老人。偶尔有几个穿军装的士兵走过，胸前挂着铁十字勋章，那是从法国战场上回来的。
“小约翰来信了吗？”弗里茨问。
玛丽亚点了点头。
“昨天到的。他说在慕尼黑，大家都在议论新帝国的事。有人高兴，有人担心，有人觉得巴伐利亚会失去自己的特色。”
弗里茨转过身，看着她。
“你呢？你怎么想？”
玛丽亚想了想。
“我没见过那个‘旧德意志’。我只见过关卡，见过边境，见过那些跑买卖的人有多难。如果新帝国能让这些都没了，那就是好事。”
弗里茨看着她，忽然笑了。
他想起弗里德里希。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安娜时的样子。那时候安娜也是这么大，也是这么想的。
“你和他一样。”他说。
玛丽亚愣了一下。
“谁？”
“弗里德里希先生。你和他一样，相信那些琐碎的事。”
二
那年春天，小约翰从慕尼黑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来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瘦瘦小小的，躲在他身后，怯生生地看着弗里茨和玛丽亚。
“这是弗里茨，”小约翰对小男孩说，“叫弗里茨叔叔。”
小男孩没说话，只是往父亲身后缩了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