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一六年十月，柏林。
弗里德里希站在窗前，望着菩提树下大街上的落叶。秋风吹过，卷起一地金黄，打着旋儿掠过那些缓慢行走的马车和行人。天空是灰白色的，像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
六年了。他从柯尼斯堡来到柏林，已经六年了。
身后的书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那是他今天要处理完的工作——各邦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关税申诉、运输许可。他在普鲁士内政部贸易司担任一名低级文官，负责协调新成立的“关税联盟”相关事务。说是“联盟”，其实还只是普鲁士自己的几个省之间的小范围联合，其他邦国还在观望。
敲门声响了。
“请进。”
门推开，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脸上带着惯常的殷勤笑容。
“瓦尔德克先生，这是巴伐利亚商会的申诉材料。他们又说我们的过境税太高了。”
弗里德里希接过文件，翻了几页，苦笑了一下。
“又是那个约翰·韦伯？”
“对，还是他。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他记得这个名字——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商人，做木材和粮食生意，经常往返于南德和柏林之间。每次路过，都要抱怨一通普鲁士的关卡太多、税太重。
“请他进来吧。”
二
约翰·韦伯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身材结实，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在路上奔波的人。他穿着深色的旅行外套，手里攥着一顶皱巴巴的帽子，走进办公室时，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和不满的表情。
“瓦尔德克先生，”他开口了，带着浓重的南德口音，“我又来了。”
弗里德里希示意他坐下。
“韦伯先生，您的申诉材料我看了。但您也知道，过境税是各邦国自己的事，普鲁士无权干涉巴伐利亚的税收政策，同样，巴伐利亚也无权干涉普鲁士的。您抱怨我们税高，可您从慕尼黑到柏林，一路上经过了多少个邦国？交了多少次税？”
韦伯叹了口气。
“七个。萨克森、科堡、罗伊斯、还有三个我没记住名字的小公国。每个地方都要交一份，每次都要重新填表，每次都要等上半天。有时候一个小关卡就能卡我三天。”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翻给弗里德里希看。
“您看，这是今年五月的一批货，从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