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说过的那句话吗？”弗里德里希问。
“什么话？”
“他说，不是我们已经是什么，而是我们想成为什么。”
他顿了顿，继续说：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等不到那一天。也许我们的儿子、孙子才能等到。但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做的这些事，他们连想都不会想。他们会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永远是这个样子。”
卡尔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
“你变了，”他说，“比在柯尼斯堡的时候，变了很多。”
弗里德里希苦笑了一下。
“变了吗？我也不知道。只是见的多了，想的多了，慢慢就知道，有些事急不得，有些事必须做。”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月光下，柏林的街道安静得像一座空城。
七
回到住处，弗里德里希点上蜡烛，坐在桌前。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那是他在柯尼斯堡开始记的那个本子，已经记了快十年了。他翻到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烛光下写字：
“一八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卡尔来柏林了。韦伯又来申诉关税了。晚上去了所罗门的沙龙，听一个老人讲那些让人绝望又让人不绝望的话。
费希特死了两年了。他的书还没印出来。手稿在我手里，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出版商不敢印，印了也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可能被查禁。可那些话，那些他说过的、写过的，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
今天那个老人说，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等不到那一天。也许真的要等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就像父亲说的：想明白了，就去做。”
他合上本子，吹灭蜡烛，躺在床上。
窗外，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当当当的，一声接一声。
一八一六年的秋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