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缓缓道，「太子是在用预算制度？」
「臣不敢妄测太子心意。」来济连忙道。
「但预算制度既已推行，便是朝堂规矩。太子依规矩行事，无人能指摘。」
「反倒是————陛下若再行绕过之举，恐会落人口实，损害制度威信。」
李世民沉默了。
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制度是他准的，规矩是他立的。
现在自己若要突破规矩，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更关键的是他找不到理由。
难道要跟朝臣们说「朕就是想多修几个工程，你们别管制度了」？
这话他说不出口。
身为帝王，他可以乾纲独断，可以强硬推行，但那样做的代价，他比谁都清楚朝野非议，史笔如刀，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制度威信，将荡然无存。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想多做点事。
李世民忽然觉得有些荒谬。
他是皇帝，是大唐天子，手握至高权柄，可如今，竟被一套自己批准的制度，捆住了手脚。
这种憋屈感，他从未有过。
即便是当年魏徵在朝会上指着鼻子骂他「好大喜功」「不恤民力」，他虽恼怒，却也能坦然接受。
因为那是谏言，是臣子对君王的规劝。
他听得进去，也能反驳，能解释，能最终做出决断。
可现在呢？
制度不会说话，不会跟他争辩，只是冷冰冰地摆在那里，用一条条条款告诉他：不行，规则如此。
他想突破，就得破坏规则。
而破坏规则的後果，他承担不起。
「陛下，」来济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其实————也并非全无转圜余地。」
李世民看向他：「说。」
「制度规定，每年十月开始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来济道。
「如今是七月初，距十月尚有三月。此次年中调整若不能如愿，陛下可命各部提前准备，在十月预算编制时，将那些工程重新纳入，并做好充分论证，争取在明年正月的预算会议上通过。」
他顿了顿，补充道：「三个月时间，足够各部细化方案，核算成本，也能让主管官员有足够心理准备————承担责任。」
李世民听明白了。
来济的意思是—这次认栽，等下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