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面红耳赤，一时语塞。
另一名翰林学士出列，语气稍缓但更显刁钻：“殿下所言，似有道理。然则，殿下广开学堂，教授工匠子弟乃至蕃夷之子算学、格物，与士子同考科举，此非动摇国朝抡才大典之根本？长此以往，谁还肯寒窗苦读圣贤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若人人逐利而轻义，国将何存？”
李易看向这位翰林，缓缓道：“学士可知，我在广州水师学堂，问那些学员为何而学？有答：‘为驾驭巨舰，巡弋万里海疆，扬我国威’；有答：‘为精研格物，造更利之器，富我家国’；亦有倭籍学员答：‘为报天朝教化之恩，愿效犬马之劳’。其志岂小？其心岂不忠？朝廷取士，原为选拔治国安邦之才。昔有马周、张玄素以布衣上书得用，今为何不能容通晓舰船、火器、算学、格物之才？科举取士，当因时而变。明经、进士，取文学政才；明算、明工，取实务干才。各有其道，同为国家效力，何分高下？若只知死读经书，不通实务，于国何益？至于礼义廉耻，正在身体力行。工匠恪尽职守，造器利民，是‘义’；商贾诚信经营，纳税报国，是‘廉’；学子刻苦钻研，报效朝廷，是‘忠’；此非礼义廉耻乎？莫非只有皓首穷经、空谈性理，方是知礼义？”
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沉凝：“我大唐开国，太宗皇帝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方有贞观之治。如今海疆开拓，新器迭出，正是用人之际。若仍固守门第经义，将万千有实学之才拒之门外，才是真正动摇国本！孙臣在奏章中已言，请于国子监增设格物科，于沿海设水师学堂、工科专学，正是要为国家储才！此非废经义，乃是补经义之不足，应时代之所需！”
殿中一片寂静。
李易的话语条理清晰，既有事实依据，又有道理支撑，更暗合太宗用人之道，许多原本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大臣不禁暗自点头。
一直沉默的房玄龄此时缓缓开口：“太孙殿下，老臣有一问。你所倡诸事，固然有其利。然变革迅猛，牵涉甚广，朝廷财力、物力、人力，可能长久支撑？各地若纷纷效仿，大兴工坊，广开学堂，恐与农事争劳力，与国库争赋税，且易生奢靡之风，此忧如何解？”
这个问题更为实际，也切中要害。
众臣目光再次聚焦李易。
李易对房玄龄躬身一礼：“房相所虑极是。孙臣以为，新政推行，不可一蹴而就，当有轻重缓急，因地制宜。核心工坊、关键学堂，由朝廷主导，设于广州、明州、登州等口岸及资源之地，集中力量办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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