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有人坚持不住了。
第二天，同屋的张秀云下工后没去食堂，直接收拾了包袱。
“受不了了，”她脸色苍白，眼下乌青，“再干下去，我耳朵要聋了，肺也要坏了。钱再多，也得有命花。”
她走了。
第三天，两个年轻姑娘在工位上被弥漫的烟尘呛得不停咳嗽，眼泪直流，最终被允许提前离开，再也没回来。
第四天，又走了三个。
留下的人，脸上也或多或少带着倦色和不适，但眼神里多了点别的东西，或许是麻木，或许是认命，或许是一点点像苗翠花那样，从掌控机器的熟练中滋生出的、微弱的笃定。
苗翠花越来越熟悉她的机器。
第七天下午，下工的汽笛响过后，女工们没有立刻散去。工头站到了厂房中间的一个矮木台上，手里拿着一卷纸。
嘈杂声渐渐平息，所有人都望着他，屏住呼吸。
工头展开纸，清了清嗓子，声音在空旷下来的厂房里回荡：“试用期结束！念到名字的，留下！甲组：王桂花、李细妹……乙组：刘春燕、孙二娘……丙组……”
苗翠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
“……苗翠花……”
她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像是一道暖流，瞬间冲散了连日的疲惫和耳中的嗡鸣。
念完名单，工头又道：“留下的，明天开始按正式工计薪！月饷三两！今天先发半个月的试用钱！叫到名字的，过来领！”
队伍再次排起。
当苗翠花从工头手里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小布袋时，手指都在微微发颤。她走到墙角，背过身，小心地解开袋口。
里面是铜钱，一串一串，用麻绳穿着。
一共一千五百文。她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属于她自己的钱。
她紧紧攥着钱袋，贴在胸口。冰凉的铜钱隔着粗布衣料，却仿佛烫着她的心。
当晚，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倒头就睡。她向识字的刘春燕借了笔墨，在宿舍昏黄的油灯下，她捏着笔，笨拙地、一笔一划地写。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还有许多不会写的字，用了圈代替，或让刘春燕帮忙。
“娘，弟弟：”
“我留下了。工钱一个月三两。今天先发了半个月，一千五百文。我留一些买厚棉袄和鞋，剩下的托驿卒带回去。娘把屋顶修修，给弟弟买双好棉鞋，再割点肉。我在这里很好，吃得饱，住得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