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六年，我第一次来你办公室，一肚子怨气。你给我减免了过境税，还说了那句话：‘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能被死规定憋死。’”
他顿了顿。
“后来我跟很多商人讲这句话。他们有的信，有的不信。但不管信不信，他们都记住了。因为你是第一个真正办事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摇了摇头。
“我不是第一个。很多人都在做。”
韦伯笑了。
“也许吧。但我只认识你。”
临走前，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弗里德里希。
那是一个小本子，破破烂烂的，封面都磨破了。
“这是我的账本，三十年的。上面记着我跑过的每一趟买卖，经过的每一个关卡，交过的每一笔税。我想，也许你们做事的那些人，用得上。”
弗里德里希接过那个账本，翻开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一个南德商人三十年的奔波。
他抬起头，看着韦伯。
“谢谢。”
韦伯摆摆手。
“谢什么。该我谢你才对。”
他转身走了。
弗里德里希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六
那年秋天，弗里德里希收到一封从南边寄来的信。
信是汉斯写的，很短：
“弗里茨：
好久没写信了。南边的事越来越复杂，但有人在做事。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商人们闹着要加入关税同盟，奥地利那边急得跳脚，但拦不住。梅特涅老了，他的那一套快玩不转了。
我还活着。还在等。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秋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河面飘着落叶，一片一片的，慢慢流向远方。
他想起汉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那件旧军大衣，站在柯尼斯堡的酒馆门口。想起他说的“我会回来的”。想起他从俄国走回来的那个冬天，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还在等。还在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那一天”。
七
那年冬天，弗里德里希一个人坐在小屋里，点起蜡烛，翻开那个跟了他十八年的本子。
本子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破了，有些页被水渍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