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用最后一块金表换了一袋土豆，写一个孩子抱着死去的猫不肯松手，写一个老人在街头拉小提琴，琴声被炮声淹没。他写人怎么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寻找希望，怎么在没有意义的时候创造意义。
他写的东西，威廉一只气球一只气球地送出去。有的掉下来了，有的飘走了，有的也许真的送到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只要他还在写，只要威廉还在送，那些稿子就有可能找到它们的读者。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见证”。
不是站在高处俯视。
是站在人群里，和他们一起挨饿，一起发抖，一起害怕，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
十
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巴黎投降了。
普鲁士人进城那天，林墨卿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着德国军队列队走过凯旋门。那是俾斯麦特意安排的羞辱——让普鲁士军队从凯旋门下走过，象征法兰西的彻底失败。
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巴黎人都躲在家里，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这一幕。只有少数几个记者站在路边，其中就有林墨卿、威廉和索菲。
威廉一直在抽烟斗，没有说话。索菲的眼睛红红的，但一滴泪也没流。林墨卿抱着他的笔记本，一个字也没写。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他只知道，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四个多月里，他看见的那些东西，已经刻在他骨头里了。
普鲁士军队走过去之后，威廉终于开口了。
“结束了，”他说，“这场战争结束了。”
索菲冷笑了一声：“结束？这才刚刚开始。”
林墨卿不明白她的意思。后来他才知道，巴黎投降之后，巴黎人要选出一个新政府。新政府和普鲁士人签了和约，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赔了五十亿法郎。巴黎人不答应。他们在蒙马特高地上拉起了大炮，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巴黎公社。
索菲加入了这个政府。
林墨卿最后一次见到索菲，是在三月的某一天。她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
“你要去打内战？”威廉问她。
“不是内战，”索菲说，“是正义之战。”
威廉摇了摇头：“正义？枪口对准自己人的正义？”
索菲没有回答。她看着林墨卿，说：“你还记得你问过我的那句话吗？——‘真相到底有什么用’？”
林墨卿点点头。
“我现在告诉你，”索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