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亲历者，但当时在经企院工作的他，从内部简报和同僚惨白的脸上，感受到了那弥漫全国的、铁锈般的血腥与恐惧。那之后，是更疯狂的经济跃进，用数字的狂飙来掩盖伤口的溃烂。
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 他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核对一份又一份外资引进合同。窗外是彻夜施工的噪音和炫目的霓虹。他和同事们抽着最廉价的香烟，用浓咖啡吊着精神，心里有一种扭曲的亢奋——看，我们在废墟上建起了奇迹，世界在看我们！ 尽管他知道，这奇迹的地基下，埋着无数沉默的骸骨。
1997年，冬天。 金融风暴的寒潮像西伯利亚的刀，剐过汉江两岸。电视里，那个著名的主持人眼眶通红，呼吁民众“为国家捐献黄金”。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排成长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普通市民，他们手里攥着可能是结婚戒指、是长辈传下的最后念想。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感动”，而是一种近乎悲怆的“共罪感”——是他们这些制定政策的人，将国家带到了悬崖边，却要这些最无辜的人，拿出最后一点家当来填补窟窿。但也是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民族在最深的绝望里，依然咬紧牙关，试图用最后一点体温，互相依偎着取暖的那种……卑微而坚韧的“我们”。
记忆的潮水轰然退去，留下冰冷的现实。
李秉煜猛地抬起头，额上已是一层细密的冷汗。他扶住桌沿，稳住有些摇晃的身体。
弱化阵痛？简化苦难？
那被高压水枪冲散的学生鲜血，那在流水线旁猝死的年轻女工，那在证券公司天台一跃而下的破产者，那在寒风中捐出金戒指的、一张张绝望而决绝的平凡面孔……所有这些构成“汉江奇迹”另一面的、真实存在的血肉代价，就要被一笔勾销，被“弱化”，被“简化”成教科书上几句轻飘飘的、歌颂“团结奋斗”和“最终成就”的褒义词？
然后，再塞进去什么“印度瑜伽哲学”、“冥想正念”，来教导下一代如何“在高速现代化社会中保持心理平衡”？
平衡？用什么平衡？用遗忘历史的血腥，用麻木现实的痛苦，然后去修炼那套来自异国、散发着檀香和神秘主义气息的“心灵调适”术？
李秉煜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胃部翻搅。这不是简单的历史观争论。这是系统性、有预谋的精神阉割和历史漂白。是要抽掉这个民族脊梁里最后那点由真实苦难和牺牲淬炼出的硬骨头，换成绵软无力的、“向内寻求平静”的、“业力”解释下的自我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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