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件事的人不多。
我把日志关了，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把U盘拔出来握在手里。几克重的东西，里面装着够掀翻整个系统的证据。
但不够。
这只是日志，只能证明数据被污染了，但不能直接证明是谁污染的——日志里的操作账号都是系统内部的编号，没有名字，要查到对应的人需要核心数据库的权限，那个权限一个人是不能打开的。
朱雀把他能拿到的东西都给我了，但核心的那扇门，他一个人打不开。
傍晚他又来了。
他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今天又带了。
我想笑又没笑出来，他恢复了他的道具，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进来之后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然后走到窗边，跟昨晚一样的位置。
“看完了。”他说。
“嗯，看完了。”我说。
我坐在桌前，他站在窗边，跟昨晚一样的距离。
“那些日志，你查了多久。”
“两年。”他说。
“两年。”我重复了一遍。
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为一篇稿子的六十一分挣命，还在研究怎么让自己的文字不被标成AI，还在走廊里听邻居小声说谁又不见了。
他在那两年里一边坐在审判席上签字，一边在系统里翻日志。
“核心数据库的权限，你一个人打不开吧。”我说。
“四个判官的权限密钥加在一起才能解锁，我有一把。”
“你需要再拉一个人。”
“至少一个。”
纸鸢。
我脑子里立刻跳出来这个名字，她半夜因为一首诗来过我的房间，她已经在怀疑系统了。
“纸鸢。”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说：“她太小了。”
“她是四个人里唯一一个来找过我的，”我说，“她已经在动摇了，她在问我怎么在六十一分里看见真人，她在替那些被她判掉的人难受，这种人你去哪里找第二个。”
他没有说话，站在窗边，我知道他在计算，算风险，算被发现的后果。
“迟衡呢。”我说。
“不行，他是他们的人。”
我没有问【他们】是谁，日志里那些有计划的投喂，一定是背后有人，而迟衡如果是那个阵营的，那他之前来告诉我林生的事，他标注的那个末段……那些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