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清远看着舆图上密布的州县名，想起去年在杭州查办漕运走私案时，那些明里恭维、暗里使绊的世家富户。他们与朝中旧党盘根错节，与地方胥吏勾连成网，新法要动他们的利益，无异于以卵击石。
“周通判，”他问，“你在杭州为官三年，可知当地最大的难处在哪？”
周邠沉吟片刻：“不在钱粮，不在人丁，而在……人心。”
“说下去。”
“杭州富庶，百姓不愁温饱。青苗法本为救急，可那里的大户自己便开得起当铺、粮栈，小民有急用，宁愿借三分息的‘人情债’，也不愿借二分的官贷。”周邠道，“因为借了官贷，便要落籍备案，来年税赋瞒不了，徭役避不了。大户们便是抓住了这点，四处宣扬新法‘与民争利’。”
顾清远点头。他在司农寺时便知，新法推行最大的阻力，从来不是百姓不愿，而是豪强从中作梗。青苗法断的是高利贷的财路，市易法断的是大商贾的垄断，这些人盘踞地方数十年，树大根深，岂肯轻易让利？
“周通判，”他说，“你可知熙宁三年，王相公在汴京推行市易法时，京城的商贾是如何应对的？”
周邠摇头。
“他们联合罢市。”顾清远道，“一连七日，汴京米铺、布庄、药行尽数关门，百姓买不到粮，抓不到药，舆情汹汹，旧党趁机弹劾。王相公没有退，他命市易务开门售粮，从各地调拨物资，平抑物价。七日后，商贾撑不住了，陆续开市。”
周邠若有所思。
“江南不会有罢市。”顾清远道，“江南的大户比汴京的更聪明，他们不会硬抗，他们会用软刀子。”
“什么软刀子？”
“人情。”顾清远望着窗外流水，“他们会请我赴宴，与我叙同年、叙乡谊，将女儿嫁给我远房表亲，把地契以‘低价’卖给我的幕僚。若这些都不成，便造谣，说我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把脏水一盆盆泼来。”
周邠倒吸一口凉气。
“那顾使相如何应对？”
顾清远没有立刻回答。
船舱外，汴水汤汤，春寒未尽。他想起六年前，自己初入仕途，怀揣着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意气风发，以为只要有理有据，便能荡涤积弊。六年后，他亲手查办了贪腐的蔡确，逼反了忠奸难辨的梁从政，揭穿了假皇子四十年的骗局，也眼睁睁看着张俭自缢于幽州。
他不再是那个相信“有理走遍天下”的年轻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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