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化五个方面。
每一道题都不好答——如果没有对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单凭书本上的死知识，根本写不出像样的答案。
李易逐一看完五道题目，心中大致有了数。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第五道策问上。
这道题问的是“蜀中教化之道”，即如何在巴蜀地区推行教化、移风易俗。
这是一个与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问题。
他自小生活在龙门镇。
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教化？
他写道：
“夫教化者，非空言也。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而后知礼义。今蜀中百姓，终岁勤苦，而不得一饱。稚子有冻馁之虞，老者无棺椁之备。方是时也，而欲以诗书礼乐化之，譬犹驱饥民而谈钟鼎，对饿殍而论俎豆，不亦迂乎？”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教化不是空谈。
百姓有了固定的财产，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有了固定的道德观念，才会懂得礼义廉耻。现在蜀中的百姓，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小孩子担心受冻挨饿，老人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在这个时候，你想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他们，就像是在饥民面前谈论钟鼎，对着饿死的人谈论祭祀，这不是太迂腐了吗？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故为政者欲兴教化，必先使民有以养。薄赋敛、省徭役、劝农桑、兴水利，使民衣食足而仓廪实。然后设学校、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此所谓先富后教，循序而进也。”
“先富后教”——这是《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思想。
李易将其化用在这里，既符合儒家经典，又切中了蜀中的现实问题。
他的主张是：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再谈教化。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教化就是一句空话。
这个思想内核，在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常识，但在大乾朝的科举考场上，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现实主义”立场。
因为传统的科举文章，往往倾向于将“教化”视为一种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的东西——仿佛只要皇帝圣明、官员清廉、百姓听话，天下就能大治。
李易的文章，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幻想。
他写完五道策问时，第三场考试也接近了尾声。
最后一项，是诗词题。
乡试中也考诗赋，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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