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刘智于混乱与绝望中强行建立秩序，以“清瘟化秽汤”为剑，试图刺破疫区阴云的同时，景安县城的另一角，气氛同样凝重压抑，却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是县城内最大的“善安堂”医馆，如今已被知府衙门征用，作为此次抗疫的另一处核心——西洋医士诊疗区。与城外临时医署的草创混乱不同，此处显然经过更为用心的布置。院子里用白布幔隔出了洁净的“诊疗区”和“观察区”，地上洒了厚厚的石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石炭酸水（苯酚溶液）气味。身穿白色罩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西洋医士和学徒们，脚步匆匆，神色严肃，偶尔用生硬的官话或干脆是番邦语言低声交谈。
善安堂正堂被改造成了一间简易的“实验室”和议事厅。墙壁上挂着大幅的人体解剖图和一些令人费解的图表，桌上摆放着显微镜、玻璃瓶罐、酒精灯等稀奇古怪的器械，以及一沓沓写满番文的纸张。几位明显是西洋人面孔的医士，正围在桌边，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个个眉头紧锁，面色难看。
为首者，是一位年约五旬、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洋人，名叫约翰·卡特，来自英吉利，是广州一家教会医院的外科主任，精通内科，是此次府城特意重金聘请、并以其为主导组建的“西洋抗疫专家组”组长。他身旁，站着他的副手，一位同样来自英吉利的内科医士罗伯逊，以及几位本地略通西洋医术的华人学徒充当通译。
“……脓毒血症的表现是明显的，高热、寒战、出血倾向，但病原体……见鬼，在血液和痰液涂片里，我们找到了不止一种微生物！有杆菌，有球菌，还有无法辨认的……这不符合任何一种已知传染病的典型特征！” 罗伯逊指着显微镜，语气焦躁，“而且，磺胺类药物效果甚微，甚至无效！青霉素……上帝，我们那点可怜的存量，两天就用完了，而且似乎对最危重的病人也没什么效果！”
“隔离是有效的，至少延缓了传播速度，但治疗……我们缺乏有效手段。” 另一位稍年轻的洋医士，德国人施耐德，指着桌上几份病案记录，上面用德文密密麻麻写满了观察记录和失败的用药尝试，“强心剂、补液、退热剂、镇静剂……常规支持疗法，只能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无法阻止病情恶化。死亡……仍然在发生，而且速度很快。”
卡特医士双手撑在桌沿，深邃的眼窝里布满血丝，他已经在疫区不眠不休工作了五天，精神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细菌培养结果呢？” 他声音沙哑地问。
“培养皿长出了……混杂的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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