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礼，你亲自带人，盯死通化坊那个小院和‘宝石斋’。不要打草惊蛇，记录所有进出人员、运送物品的细节。尤其注意是否有来自河东方向，或者与军器监、将作监有关联的人员出现。”杨军下令，“马师傅，劳烦你根据这些残骸特征，绘制出更详细的工艺流程图和可能的物料清单，越细越好。我们需要知道，要建立这样一个网络，究竟需要打通哪些关节。”
“小老儿明白！”马德威干劲十足。
“另外，”杨军铺开一张长安及周边地图，手指划过几条路线，“通过驿传网络，查一查最近半年，从陇右、河西、乃至河东方向，进入关中的匠户、铁匠、皮匠等手工艺人的流动情况，尤其是投亲靠友无着、或被某些‘商队’、‘大户’招募的。还有，各地上报的铁矿、皮料异常损耗或失窃案卷，也调阅汇总。”
他试图用数据分析和情报交叉比对的方法，勾勒出这个隐藏网络的轮廓。在缺乏现代技术手段的时代，这无疑是大海捞针，但总比盲目乱撞要好。
安排完这些，杨军又想起李世民关于移交部分证据给刑部的指示。他立刻着手整理卷宗。在撰写康福禄和赵五口供摘要时，他刻意模糊了“胡管事”与裴府的具体关联，只称“据康某供述，系修德坊某宅院胡姓管事”，并将箭镞仿制疑点如实列出，但未做深入推测。这份卷宗，既提供了继续追查的线索，又留下了足够的模糊空间，正合秦王“表面清晰、内藏玄机”的要求。
正月二十五，这份由天策府记室参军杨军署名、盖有天策府印的协查卷宗，被正式送往刑部和大理寺。几乎在卷宗送达的同时，裴寂便通过渠道得到了消息。这位老宰相在书房中枯坐良久，最终唤来心腹，低声吩咐了几句。很快，修德坊那座宅院的留守人员被悄无声息地替换，通化坊小院夜间的打铁声彻底消失，“宝石斋”也挂出了“东主有事，歇业三日”的牌子。
然而，薛仁贵的人发现，就在通化坊小院沉寂下去的当晚，有几辆满载货物的牛车，在夜色掩护下，从长安城东春明门悄然出城，向骊山方向驶去。跟踪的“夜不收”队员冒险靠近，发现车上覆盖的草席下，隐约是木箱和皮革包裹，车轮印迹颇深。
“他们转移了！”薛仁贵连夜向杨军汇报，“方向是骊山，那边山林茂密，皇家庄园和贵族别业众多，更容易隐藏。”
“追！但不要跟太近，确定大致方位即可。”杨军果断道，“骊山范围太大，盲目搜索容易暴露。弄清楚他们进入哪个区域，是皇庄、寺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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