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举入仕权”，措辞更为含蓄：“国家设科举、选贡诸途，以广纳贤才。天下士子，凡身家清白、通晓经义、符合定制者，皆可依制参与，朝廷当以公心取才，勿拘门第，以显至公。” 将“权利”弱化为“皆可参与”，并强调“依制”、“符合定制”，且与“勿拘门第”的进步理念结合。
关于“诉讼申辩权”，则写道：“臣民遇有冤抑，可依律向有司陈情、诉讼。有司需依法受理，详加勘问，公正裁判，不得无故拖延、推诿，更不得徇私枉法，屈陷良善。” 重点放在了要求官府“依法公正”处理诉讼上，而非强调臣民的“起诉权”。
此外，还增加了“臣民有依法置产、经商、迁徙（需符相关律令）之自由”、“臣民有依法纳税、服役之义务”、“臣民需忠君爱国，遵守法度，维护纲常”等条款。
这些条款，在狄仁杰的主持和斡旋下，艰难地、一点一点地达成着妥协。每一款都充满了限制词，每一款都保留了巨大的解释空间，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相去甚远，但在这个时代，明确将臣民的这些基本权益（哪怕是被重重限制的）写入一部旨在“根本大法”的文件中，并强调官府和皇帝也需要“依法”行事，已是石破天惊的进步。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是否要将“若皇帝或朝廷严重违背宪章根本精神，致使天怒人怨，臣民……可有劝谏、甚至……非常之权？”这类隐含反抗权的条款写入。这触及了皇权的底线，连相对开明的宋璟、张柬之都坚决反对，认为这等于赋予了下犯上的合法性，万万不可。最终，这一条被彻底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更为模糊的“皇帝与朝廷，当敬畏天命，体察民情，以保社稷长安。若有失德，天象示警，言路当畅，以资规谏。” 将可能的“反抗”弱化为“天象示警”和“言路规谏”。
就在政事堂旁的小厅内争论得面红耳赤之时，上阳宫寝殿中，李瑾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烛。他已无法起身，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偶尔清醒，也极为短暂。王怀恩会低声向他禀报起草的进展和遇到的争论。李瑾听着，浑浊的眼中时而闪过微光，时而黯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那些超越时代的理念，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稀释、扭曲、妥协。但他更知道，能开这个头，已属不易。哪怕只是将“臣民权利”、“依法行事”这些概念，以某种形式写入一个具有崇高地位的文件，就是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能深埋土中，历经寒冬，但只要有合适的时机，或许就能萌芽。
“告诉他们……” 在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