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九年，正月十五，上元佳节。洛阳城内外，火树银花，人声鼎沸，天子与民同乐，解除宵禁三日，一派盛世升平景象。然而，皇城大内，政事堂旁那间门窗紧闭的厅堂内，气氛却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炭火依旧烧得很旺，却驱不散争论激起的灼热与寒意交织的诡异氛围。
《宪章》起草的核心争议，终于从相对外围的“臣民权利”，推进到了最核心、也最敏感的领域——皇权与律法的关系，或者说，皇帝的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
摆在众人面前的，是狄仁杰根据李瑾的理念、结合众人连日来争吵妥协的初步成果，并加以润色、调整后，拟出的《宪章》草案新章节，暂名为“国宪篇”。其中开篇明义的第一条，就石破天惊：
“律法者，国之权衡，时之准绳，天下公器也。天子承天景命，抚育万方，为天下主，亦当垂范天下，恭行律法。凡国家大政，赏功罚罪，生杀予夺，皆需明定律令，布告中外，一体遵行。皇帝诏敕，不得与已颁之成法明律相悖。若有特旨需出律外，当经三省复议，明示缘由，著为定例，以昭慎重。”
短短百余字，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在座所有大臣心头剧震，冷汗涔涔。如果说之前“君权天授而显于民”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辩，“臣民权利”还带有安抚和道德劝诫意味，那么这一条，就是赤裸裸地、直接地对皇权施加限制了——皇帝也要守法，皇帝的命令不能违背已经颁布的成文法，即便要有“特旨”，也需要经过特定程序并说明理由！
“荒谬！大逆不道！此乃乱国之本，亡国之音！” 礼部尚书崔日用几乎是拍案而起，脸色铁青，胡须颤抖，指着那纸条文，手指都在哆嗦，“狄相！诸公！此等条文，岂可形诸文字？简直……简直骇人听闻！‘皇帝诏敕，不得与成法相悖’？那要皇帝何用？天子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律法本就是天子所定，用以治民，岂有天子反受其制之理？这……这置君王于何地？置纲常伦理于何地？！”
他激动得几乎要背过气去，身旁的同僚连忙搀扶。但他的话，却道出了在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包括宋璟、张柬之在内的支持宪章者的心声深处的惊惧与疑虑。限制君权可以讨论，但将皇权明确置于“法”之下，这完全颠覆了千百年来的政治伦理和权力结构。
“崔公稍安。” 狄仁杰的声音依旧平稳，但面色也极为凝重，他环视众人，缓缓道，“此条立意，确乎惊世骇俗。然，诸公细思，历朝历代，因君王一时喜怒，法外施恩，或法外加刑，而导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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