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前路，阴霾重重。”
朝堂之上，暗流更为汹涌。以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为代表的一批坚定支持永昌新政、与东宫关系密切的官员，在哀痛之余，心中充满了深重的忧虑。他们不仅仅是为一位贤王的早逝而痛心，更是为改革事业的前景而焦虑。李昭是他们理想中的未来君主，是能够理解并延续当前政策路线的保证。他的离去，使得“后武则天-李瑾时代”的政治走向，骤然变得扑朔迷离。尽管李瑾尚在，但太子殿下如今的状态，还能否如从前般锐意进取？万一……女皇与太子百年之后，新君若是对新政不以为然，甚至改弦更张，他们这十余年的心血，岂非付诸东流？更有人忧心，太子经此打击，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更不堪设想。这种忧虑，使得他们在议事时，难免带上几分迟疑和保守，许多原本打算大力推进的政策，在提议时也多了几分斟酌。
而另一些势力，心思则更为复杂。那些在永昌新政中利益受损、或本就对武则天女主当国、李瑾改革路线心怀不满的保守派、世家残余，此刻在表面的哀戚之下，难免生出些难以言说的心思。李昭的存在，如同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预示着未来的皇权将延续甚至强化当前的改革路线，他们的处境可能更难。如今这把剑消失了，局势似乎又有了回旋的余地。他们不敢公开表露，但彼此交换的眼神，私下聚会的低语，都透露出一种压抑的骚动和观望。是否该趁机进言，提醒皇帝“国本”之重，早定“贤良”（符合他们利益的皇子）？是否该在各项政策审议中，稍稍加大阻力，试探上意？是否该与某位成年皇子，加强“联络”？各种心思，在素白的朝服和沉痛的哀容下，悄然滋长。
更有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或地方大员，也因李昭之死而心生彷徨。他们或许不直接参与核心权力斗争，但储君的贤明与否，直接关系到帝国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李昭的贤名是他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之一。如今这根“定海神针”折了，他们对朝廷中枢的稳定，不免产生疑虑。这种疑虑反映在具体事务上，可能就是执行力的下降，观望情绪的抬头。
甚至连那些与李昭有过接触、对其才华人品颇为欣赏的外国使臣、胡商、客卿，闻此噩耗，也在叹息之余，生出几分对大唐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感。他们不清楚，那位对“异域学问”表现出浓厚兴趣、主张“海纳百川”的年轻皇太孙离去后，帝国的开放政策，是否还能如从前一般坚定？那位悲痛中的太子，是否还有心力继续推动那些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宏大计划？
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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