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如何在不直接触怒酷吏的前提下，利用御史台的监察职能，稍稍遏制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而不择手段的倾向。
他还向母亲武则天提出了几条具体建议：其一，在推行“两税法”时，可考虑对确实贫困的民户，设立一定的免征额或减免条款，由朝廷给予地方相应补贴，以防地方“一刀切”导致民生困顿。其二，对新提拔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在“清洗”中因“立场坚定”上位的，加强考课和监督，防止无能之辈或投机之徒占据要津。其三，在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后，建议朝廷派出得力干员，进行抽样复核，既核对数据真实性，也了解民间实情，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这些建议，都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具体操作，旨在减少新政推行中的副作用，体现了一种建设性的、试图“止损”和“疏导”的思路。武则天大部分予以采纳，她需要李瑾展现出理政能力，也需要这些建议来弥补她自己策略中可能存在的盲点。但她采纳的同时，也提醒李瑾：“为政者，当抓大放小。眼下首要，是让新政落地生根。些许扰攘，可徐徐图之。切不可因小失大，更不可有妇人之仁。”
李瑾恭声称是，心中却明白，母亲所谓的“些许扰攘”，可能是无数平民家庭的破产离散，是地方胥吏的变本加厉，是潜在民变的星星之火。但他无力改变母亲的根本策略，只能在自己的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去做。
就这样，在血腥清洗后的沉寂与恐惧中，帝国的航船，被强行扭转了方向，朝着女帝设定的、充满未知与希望（或者说风险）的新航道上疾驰。 表面的反对声消失了，改革的道路似乎前所未有的平坦。各项新政措施以惊人的效率推行，帝国的财政、军事、吏治等方面，在短期内都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态势。朝堂之上，只剩下一种声音；地方奏报，充满了赞歌。
改革之道，似乎真的被铺平了。
但这平坦，是以思想的禁锢、言论的钳制、人际的猜忌、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为路基。这高效，是以无数冤魂的沉默、社会活力的压抑、以及权力不受制约的膨胀为燃料。这条被强行开辟的道路，两旁是无人收敛的尸骨，脚下是尚未凝固的血泊。它通往的，究竟是气象一新的“永昌新世”，还是一个外表光鲜、内里却布满裂痕与毒疮的脆弱帝国？
无人知晓答案。至少现在，在圣历二年的这个春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和“新政”捷报的交织中，帝国的车轮，正沿着这条用铁与血铺就的道路，轰然前行。而站在车辕上执鞭的武则天，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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