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而海外的香料、珠宝、犀象、琉璃、药材、珍贵木材，乃至占城稻种、新奇瓜果，也沿着反向的航道，涌入大唐的港口，再通过运河、驿路，分销至帝国的各个角落。
市舶司的税收账册上，数字开始跳跃式增长。虽然初期投入巨大，且贪腐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制度化的管理带来的收益，很快让朝廷的户部官员们眉开眼笑。这笔新增的、可持续的财源，为水师扩建、港口建设、河工水利乃至朝廷的诸多开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站在广州新建的市舶司官署高台上，望着珠江口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刘仁轨对身旁的崔浞感叹道：“昔人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今朝廷设市舶，非仅取利，实乃开其道，利其流，导百川而归海，聚万国之货殖。此非与民争利，乃与民共利，而朝廷得其大者。海贸若江河，堵则溃，疏则通，导则沛然莫之能御。吾等所为，便是这疏与导。”
崔浞拱手道：“制置使高见。下官唯谨守章程，剔弊兴利，使商贾乐出其途，番夷愿来朝市，而国库日盈，海疆绥靖，方不负朝廷重托。”
海风猎猎，吹动着官署檐下的风铃，也吹动着这古老帝国向着海洋深处，迈出更坚定、更有力的步伐。市舶司的林立，标志着大唐的海洋政策，从被动、保守的“怀柔”，转向了主动、进取的“经理”。一个由国家力量主导、制度保障、利益驱动的海上贸易时代，伴随着各港口市舶司升起的旗帜和清脆的算盘声，正式拉开了序幕。财富的潮水，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确定性，开始拍打大唐的海岸线，并将很快涌向这个帝国的腹地，冲刷、改变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