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得很快：“我刚找到我爸二〇〇八年五月的记事本。五月十三号那天写的是——‘上午见陆法官，谈专利保护方案。陆提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技术者互助联盟，吸纳被资本恶意侵权的科技公司。他说这个联盟不能摆在明面上，得私下串联。我觉得可行，就是资金不够。’”
“技术者互助联盟。”陆时衍念了一遍这个词，忽然笑了，“我爸那名单上全是体制内的，你爸这边联络的全是技术圈的。一个在明处提供法律掩护，一个在暗处把被坑过的科技公司串起来。你爸说的‘资金不够’，估计是还没来得及启动人就倒下了。”
“所以蒲公英就是你爸没完成的联盟，加上我爸没来得及启动的互助会，两份东西加一块儿才是一套完整的后手。”苏砚的语气听着有点激动，但马上压下去了，“但有个问题——我爸记事本里写‘资金不够’四个字之后就没下文了。他病倒之前最后两个月，一直在处理公司破产的事，这个联盟到底拉了多少人、拉到什么程度，我完全不知道。”
“钱叔不知道，那名单上的其他人呢？”
苏砚那头想了想：“你爸名单上标了地点的——成都、香港、重庆、武汉、西安，五六个地方。我一个一个去跑不现实。但你爸留了名单，说明这些人之间多少有点联系。你问问钱叔，他知不知道名单上还有谁活着。”
陆时衍给钱伯钧发了条微信，把名单上的人名挨个打出来发过去。过了十分钟钱伯钧回了一条语音，语气里带着一种老派人特有的谨慎：“时衍，名单上第五个——赵卫东，重庆的，以前是你爸手下的法警，后来调去重庆某法院了。这人还活着，退休了，但脑子清楚。你要找他，我给你个电话，你别说是我给的。这人嘴上没把门的，你问一句他能给你说十句，但你得让他自己说，不能硬问。”
陆时衍把号码存下来，给苏砚打了个电话：“赵卫东，重庆的，我爸以前手下的法警。我今晚给他打电话。”
“我跟你一起听。”苏砚那头传来翻本子的声音，“我把记事本前后几页都翻了，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六号还有一条——‘陆法官回程，临行前交代，技术圈这边的人我来找，法务圈那边的人他来找。双方每月通一次电话，用暗语，暗语就是蒲公英。’”
“每月通一次电话，用蒲公英当暗号。”陆时衍重复了一遍，“所以你爸后来每个月给谁打电话？”
“我查了他手机的通话记录。”苏砚的声音忽然小了一截，“从二〇〇八年六月到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每个月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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