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还是念完了。念完了整整一封信，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念完之后，她转过身，对着屋里说：“我不恨他。”
陆时衍站在阳台门口，看着她逆光的身影。夕阳在她身后炸开，像一片巨大的、燃烧的银杏叶。他想起那棵银杏树，想起她说过的那句话——“我这辈子赢了很多次，但最得意的那一次，是输给你。”
“我知道你不恨他。”他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一直在找这封信。”
苏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带着泪痕，很丑，但很真实，像一块被雨水冲刷过的石头，露出了本来的纹路。
那天晚上，苏砚在书房里待到很晚。她把父亲笔记本里那些零散的记录整理了一遍，发现里面藏着很多东西——有对行业的判断，有对某种算法的原始构想，有几段写了一半的创业计划，还有一首写给母亲的诗，写得很拙劣，但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陆时衍煮了一碗面端进去的时候，看见苏砚正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字。她用父亲的笔，父亲剩下的那半瓶墨水，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行字：
“爸，信我收到了。公益基金用你的名字。我要让更多人知道，你当年想做的那件事，是对的。”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父亲的书桌上，就放在那本散架的《数据结构与算法》旁边。然后她端起陆时衍煮的面，吃了一口，被烫得直吸气，但没舍得吐。
“好吃。”她说。
“瞎说。烫着还觉得好吃？”
“烫着才知道是真的。”
陆时衍看着她把整碗面吃完，连汤都喝干净了。碗底没有纸条，但苏砚知道，他这次没准备和解函。因为这件事不需要和解。这是一件被时间封存了二十年的误会，跟对错无关，跟理解有关。
第二天，苏砚去了民政局。基金会核名的时候，工作人员问她：“用您父亲的名字？”
“对。”
“苏承志——”
“承志，”苏砚打断他，“承志基金的‘承’，是继承的承；‘志’，是志向的志。”
工作人员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眼角有细纹，笑起来却很温和。她什么都没问，把表格递过来，指了指签名栏。
苏砚签下自己的名字。笔画收得很紧，像怕占地方似的。那是父亲的笔迹。
从民政局出来，陆时衍在门口等她。秋天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