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是吸气的声响，像是在抽烟。过了好一会儿，邹德明才开口。
“你爸当年从法院辞职的事，你知道多少？”
“知道一点。他跟我说过，不想干了，就出来做律师了。”
邹德明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那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不想干了？他是被赶走的。”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什么意思？”
“你爸当年是刑庭的副庭长，主审过一批经济犯罪案子。其中有个案子，涉及当时市里一个领导的亲戚。那个案子证据确凿，你爸判了实刑。判完之后，上面来了压力，要他把判决改过来。你爸没改。后来那个领导调走了，但临走之前放了话，说陆铭这个人‘不讲政治’。再后来，你爸就被调离了审判岗位，安排去了一个闲职。他不愿意去，就辞职了。”
阳台上风很大，陆时衍站在风里，听着邹德明一字一句地说完。他的脑子里浮现出父亲的样子——那个永远穿着干净衬衫、说话慢条斯理、从来不抱怨、从来不诉苦的男人。他从法院辞职之后开了一家小律所，接的都是些不起眼的案子，帮人写遗嘱、办离婚、处理交通事故。他从来没有跟陆时衍提过辞职的真正原因，一个字都没有。
“邹叔叔，”陆时衍的声音有些发紧，“您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
邹德明又吸了一口烟。“因为我要走了。我查出来跟你爸一样的病。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我想在走之前，把一些东西交给你。是你爸当年留在法院办公室的，他走的时候没带走，后来我收拾他桌子，发现了，一直收着。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陆时衍闭上眼睛。
“邹叔叔，我也有一个信封。我爸留给我的，我没拆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邹德明笑了，笑得沙哑。“那你拆了吧。你爸那个人，什么都憋着，什么都不说。但他什么都记着，什么都留着。他留给你的东西，肯定是想让你看到的。只是他走得太快，没来得及亲手交给你。”
挂了电话，陆时衍在阳台上站了很久。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管。他想起了父亲下葬那天，他站在墓前，看着骨灰盒一点一点被土盖上。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他再也听不到那个慢条斯理的声音了。再也没有人在他熬夜复习的时候敲门进来，放下一杯温水，什么也不说，又悄悄出去。再也没有人在他考砸了的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没事，下次再来”。再也没有人跟他说“记得按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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