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开车回了陆时衍的老家。那是一个南方的小城，街道两旁种满了梧桐，十月末的梧桐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就哗啦啦地落。陆时衍把车停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口，指着巷子尽头说：“那就是我爸以前的律所。”
律所现在是一家奶茶店。门面刷成了粉红色，门口摆着两把藤椅和一盆绿萝。陆时衍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往巷子深处走。苏砚牵着小银跟在后面。小银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嘴里念叨着“爸爸小时候住在这里吗”。
老房子还在。三层的小楼，外墙是灰色的，阳台栏杆生锈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也还在。树上的石榴已经红了，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亮晶晶的籽。陆时衍站在院门口，伸手摸了摸铁门的锈迹。
“我小时候，我爸每天下班回来，就坐在这棵树下面看棋谱。”他说，“他不怎么跟我说话，但每次我考试考好了，他会在这树上摘一个石榴给我。他说，石榴籽多，考好了就多子多福。”
苏砚笑了一声。“你爸还挺迷信的。”
“他不是迷信。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表达。我那时候觉得他太闷了，现在才知道，他把所有要说的都刻在印章上了。”
他们在老房子里待了一整个下午。邻居认出了陆时衍，拉着他说了半天话，说他爸当年帮邻居写过状子，打赢了官司，没收钱。说他爸每天早起在巷口买豆浆油条，风雨无阻。说他爸走的那天，巷子里好多人去送。
陆时衍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苏砚在旁边帮他记着，记在心里。
傍晚的时候，邹德明的儿子来了，送来了另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一沓材料——当年那个案子的判决书复印件、上面来的批示、以及父亲写的一份没有提交的申诉材料。申诉材料的末尾，父亲写了一行字：此判不公，但我不改。
就八个字。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愤怒，没有诉苦。那八个字像一枚钉子，钉在纸面上。陆时衍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你爸是个硬骨头。”邹德明的儿子说，“当年好多人劝他，改一下判，调个好岗位，何乐而不为。他不听。他说，法律不是橡皮泥，不能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回去的路上，小银在后座睡着了。苏砚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后退的梧桐树。陆时衍开着车，忽然说了一句话。
“我以前总觉得我爸输了很多。输给了体制，输给了人情，输给了那些他得罪过的人。”
“现在呢？”
“现在觉得，他赢了。”陆时衍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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