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所言甚是，暴行绝不可开脱。”
周世铭微微颔首，但语气依旧平稳，“学生并非为暴行开脱，而是试图探寻暴行何以产生、何以蔓延的更深层机理。
若只将目光聚焦于施暴者的‘野蛮’，而无视催生这‘野蛮’的极端不公、普遍绝望与系统性崩溃，那么我们的历史教训，或许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道德谴责层面，无法真正触及如何‘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的核心。”
他看向郑教员，目光清澈而锐利：
“先生强调秩序、法治、教育之重要，学生完全赞同。
然则，若旧有的秩序本身已是制造不公、压迫与绝望的根源，若法律只为少数人服务，若教育之门从未向绝大多数农民敞开，那么，维持这样的‘秩序’，普及这样的‘教育’，岂非正是导致未来更大动荡的隐患？
黄巢、张献忠等人，绝非天生恶魔。
他们亦是旧秩序下的受害者，最终却成了更可怕的加害者。
这其中的悲剧循环，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之叹，言犹在耳。
我们今日哀叹古人暴行，若不能深入反思其背后制度性、结构性的痼疾，而仅归咎于‘民智未开’、‘人性本恶’，则恐难逃‘复哀后人’之命运。”
周世铭这番话，将讨论的层面，从对农民起义暴行的道德批判，提升到了对历史循环与社会结构的反思。
他虽未明言，但其指向已隐隐触及现有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
这与郑教员所维护的、在现有框架内渐进改良的“三民主义”道路，形成了潜在的、深刻的对抗。
教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所有学生都屏息凝神，看着讲台上脸色越来越难看的郑教员，又看看台下始终平静如水的周世铭。
这是一场关乎如何解释历史、如何看待民众、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中国未来道路的思想交锋。
郑教员胸口起伏，显然在强压怒意。
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
“周同学，你年纪尚轻，读了些书，便以为可妄议千百年之定论，质疑治国安邦之正道。
历史之复杂，岂是尔等寥寥数语可蔽之？
制度改良，自有其路径与步骤，岂可因噎废食，因历史上之暴行，便否定秩序、法治、教育之根本价值，甚至怀疑现行建国方略？
此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