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的九月，暑气还没完全退尽。法租界梧桐大道上的叶子被晒得打了卷，偶尔有黄包车从树荫底下碾过去，车轮吱呀吱呀地响，像老式座钟的摆锤，不紧不慢地丈量着这条路上每一寸光阴。
贝贝从绣坊后门出来，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几卷刚绣好的半成品。她今天穿一件靛青布褂，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被太阳晒成蜜色的皮肤。手指上缠着纱布——昨天赶工的时候被针尖扎破了食指，血珠冒出来，她拿嘴吮了吮，继续绣。老板娘看见了，硬逼着她缠上的。
“阿贝，早些回来！下午还有一批货要赶！“绣坊老板娘站在门槛上喊。
“知道了！“贝贝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脚步没停。
她今天不是去送货的。
她要去一个地方。一个她这半个月来，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的地方——霞飞路那家“同和当铺“。
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
那天贝贝在绣坊里绣一幅《荷塘清趣》，针法用的是苏绣里的“虚实针“，荷叶的边缘要绣出由浓到淡的渐变，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线头。她绣到一半，养母托人从江南捎来的一封信到了。
信是养母口述、村里私塾先生代笔的。大意是：老憨的伤好些了，能坐起来喝半碗粥了，但大夫说后续的药不能断，光那味“血竭“就要两块大洋一钱。家里卖了两筐鱼干，凑了一块五，还差五毛。让贝贝再想想办法。
贝贝捏着信纸，指节发白。
两块大洋一钱。老憨一天的药就得两钱。四块大洋。她在绣坊当学徒，一个月工钱才一块二。老板娘看她活儿好，额外赏过两次，一次两毛，一次三毛。满打满算，她手里攥着从江南带来的全部积蓄——一块七毛五。
差得远。
她把信纸折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手指碰到了那块玉佩。半块，温润的青玉，边缘被摩挲得发亮。她摸了摸，像摸到了养母粗糙的手掌，摸到了老憨咳嗽时颤抖的肩膀。
得弄钱。
这是贝贝到沪上之后，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意识到——光靠绣坊那点工钱，救不了老憨。
她想过去借。但借谁？她在沪上举目无亲，认识的人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齐啸云——那个帮她追过扒手的男人，她连人家的全名都不知道，只知道姓齐，开着小汽车，穿西装，是她这辈子不该攀附的那种人。
不能开口。
那就只有一条路：当东西。
她身上值钱的，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