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味，混着河水洗过的旧布味。
锦云坊的老板娘姓沈，四十出头，苏州人，说话软糯和气，眉眼间却透着一股精明。她看了贝贝随身带的几件绣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把灯拉到跟前照着看，在手里摩挲了半天。最后她没还价也没当场拍板，只绕到贝贝身后，把她的手掌翻过来摸了摸指尖。贝贝指肚上那层硬硬的茧子，针鼻儿长年累月顶出来的旧痕，骗不了行家。
“你拿针多少年了？”
“八岁开始。学了八年。”
“八年。”沈老板娘又把她手掌翻回去，“粗活也做？”
“阿妈身体不好，我除了绣花还要帮阿爹划船、扛鱼篓、补渔网。”贝贝不遮不掩，把磨起毛边的袖口亮给她看。她不知道对方问的是手上拿不拿得动大料还是肯不肯吃苦，干脆全答了。
沈老板娘把绣品还给她，问：“一个月二十块钱，包吃住。来不来？”二十块钱在沪上不算高，但对一个刚从水乡上来的姑娘来说已经够活了。贝贝没讨价还价，点了头。她倒不是不想争，而是她清楚——手里还没有让老板娘认账的本钱，先站稳再说。
沈老板娘让她住在绣坊后面的一间小屋里，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个脸盆架和一扇对着弄堂的小窗。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窗外是隔壁人家的灶披间，一到傍晚就飘来红烧肉的香味。贝贝把包袱打开，把养母给她带的换洗衣裳叠好放在床角，把养父给的二十三个铜板——还剩十九个——藏在枕头底下。她端端正正地把那半块莫家玉佩放在枕边，指尖在玉面上停了片刻。那天夜里她在吴江码头被遗弃时还是婴儿，这块玉是唯一一件能替她说出“我姓什么”的东西。她把玉佩往枕头内侧挪了半掌，压在枕芯棉絮最厚的位置，然后拍了拍枕头，像做完了一道仪式。
然后她推开那扇小窗，趴着窗台望出去。弄堂里有人在晾衣服，有人在生煤炉，有小孩子蹲在地上拍香烟牌子。远处是外滩方向隐隐约约的汽笛声。她想起养母给她唱过的一句渔歌：“天上有星，水上有灯，渔船走远了，岸上的人还睁着眼睛。”她不知道岸上有没有人为她睁着眼睛——她只知道自己得在这座城里扎下根来，扎到足够硬，硬到能把阿爹的医药费寄回去，硬到有一天能对着那半块玉佩说出它本该属于谁，硬到再没有人能把她从想待的人身边推开。
第二天一早，贝贝正式上工。绣坊不大，一间不到三十平的前厅做绣品展铺，后面两间一间做库房一间做工坊。前头一副红木柜台漆亮如镜，货架上摆的几幅双面绣团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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