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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