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的师带徒，现在行不通了。学校里的学生，光学理论，摸不到脉，认不全药。毕了业进了医院，还得从头学。可有多少老师傅有时间、有精力、还愿意倾囊相授？好些绝活，眼看就要带进棺材了。”
“其次是资格。”许大茂叹了口气，“现在行医讲究学历、考试。可有些民间大夫，祖传的手艺，治好了不知多少人，就因为没有那张纸，成了‘非法行医’。前阵子西南有个老先生，家里几代治骨伤的，被举报了，差点进去。反而是些半吊子，靠着关系混个证，开药方子胆子比谁都大。”
何雨柱沉默地听着，手指敲着桌面。这些问题，他并非全然不知，但经许大茂具体说出来，显得更为尖锐。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试着推动一下‘师承教育’的认证。”许大茂道，“让那些跟师学习多年的，也能有个正式的名分，至少别被打成非法的。另外，能不能跟几所中医药大学合作，搞个‘临床传承班’，请老大夫进去带学生，实实在在教点东西。”
“阻力不会小。”何雨柱沉吟道，“动了别人的蛋糕了。”
“我知道。”许大茂点头，“肯定有人跳出来。什么‘标准不能降低’啦，‘医疗安全’啦，帽子扣得大着呢。”
果然，当许大茂开始通过关系，试探性地提出“师承人员考核认定”以及“名医临床带教项目”的构想时，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来了。
最先发难的是一位姓王的教授，在某次行业内部的座谈会上，他拿着稿子，义正词严：
“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现在提出什么师承认证，这是开倒车！是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和执业资格制度搞乱！那些没有经过系统科学教育的人，怎么能保证医疗质量？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的话引来一些附和。另一位负责医师资格考试的官员也委婉表示：“现行的考试制度是公平的尺子。如果为少数人开口子，如何体现公平？又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这些声音通过媒体和一些内部简报扩散开来，给许大茂推动的事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许大茂没急着反驳。他让手下收集资料，发现这位王教授本人发表的论文多是综述类，临床成果寥寥，倒是牵头制定了不少“指南”和“标准”，门生故旧遍布相关领域。
“哥，看见没？这就是块拦路石。”许大茂把材料递给何雨柱。
何雨柱翻看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