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的望湖市，工资水平还在低位徘徊。阿文有个在政府部门供职的朋友，每月薪资也就四百出头。
那是个人情味儿浸在烟火里的年代，收入有限，却挡不住人与人之间热络的交往。
谁的饭局多，谁就是圈子里有本事的人，赴宴的脚步总比日子跑得还勤。
聚会大多安排在家里，去饭店反倒透着生分。条件优渥的，能端出烧鸡、牛肉撑场面；寻常人家的标配，则是猪脸、鸡架，再配上几样朝鲜族小菜——脆生生的黄瓜丝、滑溜溜的粉丝、弹韧的肉皮，既解馋省事，又实惠划算。
阿文家附近就有个朝鲜族小菜摊，菜品新鲜、味道地道，生意一直不错。
时间长了他发现个规律：女摊主守摊时，摊子前总围满了人；换成男摊主，生意就冷清得很。
一次闲聊，女摊主跟阿文念叨：“这摊子平常一天能卖两三百，赶上好时候能有四五百。孩子他爸原先在一家垄断国企上班，现在市场化了，工资发不下来不说，还总让职工集资。想让他过来搭把手，可他抹不开那面子。”在那个年代，个体户手里的活钱虽多，却被看作是没根的浮萍，在旁人眼里，终究是低人一等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