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工作的凶险与磨人。别的工作做得好是加分，计生一旦出纰漏，全年所有成绩清零，全乡干部白干一年，分管领导、驻村干部随时面临约谈、通报、撤职。
九十年代的计生工作，是真刀真枪、面对面硬碰硬的博弈。
没有柔性服务，没有温情宣讲，只有刚性指标、硬性任务、季度调度、年终统考。全县按人头定任务、按村组压指标、按月通报排名。超生一例、漏报一例、脱管一例、隐报一例，即刻黄牌警告，落后乡镇大会检讨。
我初入草堂乡计生办的那几年，是手写台账、人工摸排、昼夜攻坚的苦岁月。
没有电脑系统，没有大数据比对，没有移动端录入，全乡几千户育龄人口，六卡一册全部手写。新婚卡、出生卡、节育卡、流动卡、死亡卡、孕情卡，一户一档，一人一账，字迹不能潦草，卷面不能涂改，数据不能偏差。
每遇市县年终大考，便是基层计生人的“战时状态”。
全体干部取消休假、昼夜驻村。白天翻山入户、敲门摸排、核对孕情、清查流动人口；夜里围坐油灯白炽灯下，整理档案、补填缺漏、核对逻辑、装订卷宗，常常熬到凌晨三四点，窗外山风呼啸，屋内纸页翻飞。
最难最难的，还是马伏山深处的村组。
山高路陡、沟壑纵横、村落分散，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老人留守守屋，育龄妇女异地躲藏、隐蔽生育。村民为了躲避计生管控，各有各的土办法：隐瞒婚育、串供联保、寄养婴孩、连夜迁避、进山躲藏。宗族抱团护短、邻里相互包庇，我们入户动员，常遇闭门不理、恶语相向、泼水驱赶、堵门对峙。
一边是冰冷严苛的考核追责，一边是乡土人情的根深蒂固，基层干事夹在中间，两头受压、里外不是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更是当年最伤人情、最易结怨的苦差事。九十年代农民清贫至极，一年农事结余寥寥无几，一笔计划外罚款，对寻常农户便是巨款重压。许多家庭无力缴纳，拖账赖账、举家外流、常年失联，遗留问题堆积如山，经年难解。
就是在这样高压、尖锐、熬人的时代背景下，老李成了我基层仕途的引路之人、授业之师。
老李时任县计生局主职，深耕计生系统多载，是全县人口政策、基层治理、业务规范的绝对权威。他不坐办公室空谈政令，最懂乡镇难处、最知村民心性、最惜基层干事。我初出茅庐，懵懂笨拙，不会拟文、不会建档、不会处置矛盾、不会迎检备检，是他一次次驱车进山、驻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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