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的高寒山区，路是盘山的土路，坑洼得能把人颠散架。我们等了两天才凑到一辆上山的货车，车厢里堆满了化肥，我和老侯挤在角落，冷风从帆布缝里钻进来，刮得脸生疼。
"知道为啥让我这退休的来管信访不？"老侯从怀里摸出个烤红薯，递过来一半，"这些案子，得用土办法解。"他的手指在红薯皮上掐出印子，"就像这红薯，急着扒皮就烫嘴，得晾晾。"
赵家乡的五个村散落在山坳里，最远的那个，要走两小时山路。第一桩信访案是举报乡干部亲属超生——那干部的弟媳生了第三胎，户口落在了邻县。侯书记没去乡办公室查档案，直接拉着我去了那户人家。
土坯房的院坝里晒着玉米，黄澄澄的像满地金子。干部的母亲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我们，手里的针线停了停。侯书记蹲在她旁边，掏出旱烟递过去："婶子，我是赵家乡出来的，当年你家老三还是我送的兵。"
老太太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他弟媳那是没办法，头两胎都是丫头，家里的地总得有人种。"侯书记没接话，帮她把散落的玉米归拢到一起："地我懂，可政策也得守。这样，孩子户口迁回来，罚款分期交，我帮你家小子申请个扶贫岗，咋样？"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就像在山里打转的陀螺：处理村干部打白条的案子时，侯书记让会计把账本摊在晒谷场上，对着村民一笔笔念；碰到隐瞒不报的超生户，他不进门就先递上袋红糖："我知道养娃难，可躲不是办法。"
他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每个信访件后面都画着笑脸或哭脸——笑脸是当场解决的，哭脸是需要跟进的。有天晚上住在村小学的教室，他借着煤油灯的光写总结，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像山里的风声。
"你看这字，"他把本子推给我，"一笔一划，不能歪。就像做人，歪了一笔，整页都不好看。"我望着他被煤油灯熏黑的指尖，突然明白区里为什么要请他来——这大巴山的信访案，就像山里的石头，得用山里的办法搬。
下山那天，天晴得格外好。侯书记站在山口望了半天，说："我在这山上待了三十年，知道哪块石头下藏着泉水。"他的中山装后背磨出了洞，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毛衣，可那背影挺得笔直，像山口的松树。
回到仙姑区，车主任正在大院里看我新办的板报，上面抄着侯书记处理信访案的办法。"这才是真业务。"他拍着我的肩膀，军绿色上衣上沾着的粉笔灰，在阳光下闪着细小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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