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因恶汴州殷盛，派遣官员大加整顿，禁游食、抑工商，对于船户、侨人等脱产者勒为聚落、逐令归本，罔顾此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一味呆板的执行重农抑商策略。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区出现大的经济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郑州领管。
统治者们警惕地方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隋末瓦岗军便依托汴渠实力快速发展壮大，并攻占沿途的黎阳仓等重要据点。
唐代对于河南地区的发展同样是比较矛盾纠结的态度，这种纠结体现在各种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动性不高，都是在现实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被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改变。
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岱去年上书的漕运改革，漕运改革必然要牵涉到运河沿岸人力物力向着效率化进行调整，释放一定的民间活力。
但是漕运真的有必要改的那么有效率吗？
在此之前是没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运来区别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脑满肠肥。至于运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们，三个月的活儿给他们改成两个月，剩下的一个月怎么安排？
可是在封禅结束之后，北方的各类积储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灾给北方生产造成的破坏，已经变成等米下锅的状态，那江淮物资自然运的越快、运的越多就越好！
这是大唐政治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了解了这一点再去探讨各种政令变革才有意义。
很多不合时宜、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政令并不是因为当权者愚蠢迟钝，而是没有必要改的太好，一旦各种社会力量过度的活跃，对统治系统本身就会造成不小的冲击。
由此再来看管城的管理，自然处处都透露出不合理的地方，固然商贸氛围浓厚，钱货汇集、买卖频繁，但城池的管理却是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资源的分配也充满了不合理。
每年只有在江淮租物行经的一两个月才会用上的输场占了城内极大的空间，而其他利用率更高的行当则几乎没有立锥之地。
城池的管理者对于城外的治安环境漠不关心，对于城中各种欺行霸市的行社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凡此种种，全都不是那种要好好管理、促进商贸发展从而让城池更加繁荣的路子。
张岱当然不可能跟郭邕讲的这么直白，但是一些潜在的规则也都略有言及。这也不免让郭邕大受启发，听得两眼放光，连连感叹道：“六郎当真家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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