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程昱此前已呈上十余封奏疏，但奏疏必经尚书台之手，许多隐秘便难以在奏疏上明言。
程昱此前所报，多是针对鲜卑政治、军事体制的详尽剖析，以及扶持檀石槐长孙魁头上位鲜卑大人的建议。
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但这一年多来，程昱不仅完成了离间鲜卑的既定任务，更是摸透了鲜卑的权力架构和内部机密，仅是如此，就已经让朝中诸多重臣对其刮目相看。
刘辩低着头，低着头翻阅着程昱先前的奏报，微微摇头叹道：“这檀石槐，也算得上一代天骄了。不想身死之后，偌大的鲜卑部落竟崩塌得如此之快。”
刘辩的眼中掠过一抹黯淡。
这并非是对檀石槐或鲜卑的同情，而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哀和忧虑。
同为君王，刘辩不禁联想到，倘若有一日自己身死，这偌大的大汉帝国，是否也会如此这般土崩瓦解？
无论是大一统势力还是割据势力，似乎都有个一成不变的定律。
越是胸怀雄心壮志的君王，“相权”愈弱，“皇权”愈发集中。
而一旦继承国家的新君是个庸才，接手了这样一套集大权于己身的政治体制，必然会带着国家走向极端。
强者愈强，弱者则亡。
譬如某位大明战神，在四代帝王不断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他想做些什么都无人能够阻拦，哪怕再不合理，一个国家的衰亡也由此而始。
但他的父祖却又是与他截然相反的正面极端例子。
而若是“相权”庞大到足以制约“皇权”之时，庸主甚至是昏君，反倒是能坐稳天下，乃至国家一度中兴，竟还落了个“中兴之主”的名号。
是吧，某位三十年不上朝、国家官员空缺七成的神宗。
“皇权”集中的国家，固然能整合全国力量，高效地达成军事和政治目的，但抗风险能力太弱，国家的兴衰都都取决于国家这辆战车的驭手的个人能力。
“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国家，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使得行政效率低下，但抗风险能力却极强，即便驭手本人能力不足，还会有其他大臣作为副手来辅助驾驶。
因此，刘辩近来倒是也有些犹豫，是否不该将大汉的政治制度改革得如此集权？
空气仿佛因为刘辩的沉默而变得凝重，程昱自然无法窥知天子内心这番关于集权与制衡的深远思虑，眼见天子神色黯然，只道是感慨于鲜卑近乎“二世而亡”的结局，抚着下颌的长髯，沉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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