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由廷尉府、司隶校尉府、朝中精通律法的官员以及各地修习《大杜律》、《小杜律》等各家律法的士人，呕心沥血编撰了近三个月！
各地的宣传工作也已铺开，如今天子竟要叫停此事？
见郭图眼中满是困惑与不解，刘辩只是微微摇了摇头，沉声问道：“公则，盗窃660钱以上官粮，依律当如何判决？”
郭图略作思索，虽不解其意，但还是答道：“回国家，《二年律令·盗律》有云：盗赃值过660钱，黥为城旦舂。”
刘辩紧接着追问道：“那若是盗窃驿传为邮卒准备的官粮呢？”
郭图闻言，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明悟，声音低沉下来，缓缓答道：“《九章律·厩律》有云：值过500钱则弃市。”
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大汉近四百载，实际上并没有一部包罗万象的成文法典，其基本法律框架由多部“律”共同构成。
核心是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制定的《九章律》，此后不断有新的律法作为补充和细化，譬如叔孙通的《傍章》、高后的《二年律令》、孝武皇帝的《沈命法》、《左官律》、《酎金律》、张汤的《越宫律》、赵禹的《朝律》等等。
但这些律法并非取代和废除前法，这使得律法进行了不断的迭加和并存，导致了针对同一类罪行，使用不同的律法裁决结果相左。
譬如“盗窃官物”这一罪行在《盗律》与《厩律》中的处罚就不一致，《盗律》按财物价值量刑，是为一般法，而《厩律》按财物性质量刑，是为特别法。
然而在司法判决时，并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明确原则，官吏可依据自己的理解甚至偏好，选择性地引用律条和“决事比”，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同罪异罚”现象。
大汉历经近四百年，各种律、令、科、比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重复、矛盾或定义模糊之处，卷帙浩繁，相互龃龉，使得官吏难以准确掌握和运用律法，执法混乱不堪，致使冤假错案丛生。
郭图逐渐明白了天子的心意，眼中的困惑瞬间被一种灼热的光芒取代，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激动地看向天子，声音也带着一丝颤抖，道：“国家是欲臣行故司空陈昭公（陈宠）之事乎？”
孝和皇帝永元六年，他的五世祖郭躬于廷尉任上病逝，接任廷尉一职的是后来的司空陈宠。
郭躬在世之时曾与陈宠议论，认为彼时大汉律法繁多庞杂且多有重复或冲突，筹谋许久但未及上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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