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是一份长达十二页的审查意见，逐条列出了伦理委员会对研究方案的评价和建议。大部分是肯定，少数是修改建议，知情同意书的措辞需要更通俗，风险告知需要更充分，术后康复方案需要更详细。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杨平的手停住了。
最后一页只有一段话，不是格式化的意见，是审查委员会主席亲笔写的一段话：
“本研究是人类脊髓损伤修复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作为伦理委员会，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患者的权益和安全。在审查这份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研究团队对患者的尊重和诚意。尤其是研究团队提出的‘不给虚假希望，只给真实机会’这一原则，让我们确信，这项研究是在正确的人手中、以正确的方式、为了正确的目的而进行的。祝研究顺利。”
曼因斯坦读完这段话，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教授，你知道我看到这段话是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感觉像是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去吧’。”
曼因斯坦开始拨通陈建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了。
“陈建国，我是曼因斯坦。”
电话那头陈建国的声音响起来，对方沉默片刻，杨平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曼因斯坦教授！”
“批文下来了！通过了，你可以入组。”
又是沉默，这一次更长。
杨平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小，很轻：“建国，怎么了？”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之后用力呼出来的气。
“曼因斯坦教授，”陈建国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谢谢您。”
“不用客气！”
“我什么时候能来？”
“越快越好，下周就给你做手术。”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短促的、像是笑声又像是哭声的声音。
“好！下周见。”
电话挂断了。
曼因斯坦把手机放下。
“教授，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如果手术失败了，我怎么面对他。”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说：
“曼因斯坦，你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从第一个病人进手术室之前就在问。答案是——你不需要‘面对’他。你需要做的是，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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