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列举了系统调节理论的“七大未解问题”，从机制模糊性到临床可推广性，措辞严谨而尖锐。
更重要的是，哈里森提前做了功课，他采访了欧洲那家报告不良反应的合作中心负责人，拿到了更多细节：那三个病例不仅出现了副作用，其中一人在停止治疗后出现了更严重的反弹，质疑杨平团队的治疗方案“可能造成了不可逆的系统扰动”。
这是一个可能动摇理论基础的指控。
采访安排在最大的会议室。哈里森没有带摄像团队，只有一支录音笔和一份厚厚的文件。他五十多岁，灰发整齐，眼神像在审视一篇漏洞百出的论文。
“张医生，我们直入主题。”哈里森甚至没有寒暄，“这是欧洲中心提供的详细病例报告，显示患者P-07在停止贵方指导的调节方案后，肠道炎症指标反弹至治疗前的180%，并伴有全身性皮炎。该中心负责人认为，这证明你们的干预‘打乱了患者原有的、脆弱的代偿平衡，造成了比原病更复杂的系统紊乱’。”
他把报告推到张林面前：“请解释。”
会议室空气凝固。监控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不是能靠话术绕开的问题，它具体、有数据、有专家背书。
张林没有看报告。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哈里森开始皱眉。
然后，张林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哈里森，那个背影显得高大而结实，仿佛肩上有千钧重担。
“哈里森先生，”张林的声音很低，包含一种深沉，“您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哈里森一愣：“什么？”
“不是质疑，不是失败，甚至不是理论的错误。”张林转身，脸上没有笑容，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这是唐顺和宋子墨从未见过的张林，“我最害怕的是，当我们努力想帮助一个人时，反而伤害了他。”
他走回座位，终于拿起那份报告，却没有翻开。
“您问我解释？我可以给您解释。我可以告诉您，P-07患者的基因组有特殊的SNP位点，影响药物代谢酶活性；我可以分析他的肠道菌群组成异常，与我们的方案产生了未预料的相互作用；我还可以说，任何创新治疗都有风险，医学进步总是伴随着不可预见的代价。”张林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有重量。
“但这些解释，能减轻那个患者的痛苦吗？能让他的皮炎消失吗？能让他重新信任科学吗？”张林直视哈里森，“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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