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认错”的惊讶期过去后，报道风向发生了微妙转变。
《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错误的勇气：中国科学团队展现成熟科研文化》，文中将杨平团队与那些极力掩盖问题、攻击质疑者的研究团体对比，认为“这种公开承认局限并邀请独立审查的态度，标志着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BBC的纪录片播出了，大卫导演如约将重点放在“科学背后的人性”上。片中，张林讲述患病孩子的片段，与杨平实验室里埋头研究的镜头交织，配乐深沉而充满希望。纪录片的结尾，大卫站在三博研究所门口说：“在这里，我看到了科学的另一种可能，它不是冰冷的论文和数据堆砌，而是温暖的、谦卑的、永远以人为中心的探索。”
网红们的兴趣也转移了。诺贝尔奖的热度周期大约是一个月，当新的社会热点出现，研究所门口的直播镜头渐渐稀少。保卫科终于能正常换岗，不用再应付那些试图翻墙的“学术打卡者”。
张林减少了媒体接待，每周只安排两场重要的深度访谈。其余时间，他回到了临床病区继续上班。
每周四下午是“失败数据分享会”。
蒋季同第一个站起来：“那我分享一个真正的失败。我们团队上个月重复那个菌株代谢实验，连续六次，每次结果都不一样。后来发现是因为动物房换了一批垫料，pH值有细微差异，就这点差异，完全改变了代谢产物的组成。”
“这不算失败，”楚晓晓说，“这是发现了新的变量。”
“但浪费了两周时间和三百只小鼠。”蒋季同苦笑，“而且我们写的第一版论文完全作废。”
徐志良结结巴巴地分享了他在临床试验中犯的一个错误，将两组患者的编号对调，差点导致数据分析完全错误。“幸、幸好……在统、统计前发、发现了。”
一个个故事讲出来，实验室里那些被锁在抽屉里的“不完美数据”、那些不愿在组会上提及的“愚蠢错误”、那些因为各种意外导致的“实验报废”，被公开讨论。
杨平坐在最后一排，安静地听着。
分享会结束后，年轻的研究员们围在一起继续讨论，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组会都活跃。楚晓晓走到杨平身边，有些忐忑：“教授，这样行吗？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团队其实漏洞百出？”
“正好相反。”杨平看着那些热烈交谈的年轻人，“科学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假装知道。我们要创造一个可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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