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起义被镇压以后的那个时期，很快教育了我们。尼古拉的皇位坐稳了，暴政有增无减，但是使我们痛苦的不仅是这些。我们忧心忡忡地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这个本应该发出政治信号和口令的地方，事情也并不妙。旧世界曾为伏尔泰所嘲笑，为革命所打倒，但是市侩们又把它扶植起来，改头换面，奉为圭臬，供自己利用。于是，我们旧有的理论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起来。
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从这时起，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时至今日，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敏于感受、真正年轻的我们，被它那强大的浪潮轻而易举地卷了进去。我们早已游过那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上，整批整批的人停步不前，垂下双手，向后倒退，或者在周围寻找浅滩。但是，我们要横渡大海！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回忆》
赫尔岑登上了亚瑟的马车，他看到亚瑟的座位旁堆放着一叠落了灰的文件。
“您这是刚从图书馆回来？”
“算是吧。”亚瑟对他的爱好并不避讳：“其实相较于电磁学，我对历史学更感兴趣。莫斯科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了不少16、17世纪的历史文献，所以我就找他们把这些宝贝全借回来了。”
说到这里，亚瑟还从公文包里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日记在赫尔岑的眼前摇了摇：“还有这个，您瞧瞧这是什么？普希金在高加索的旅行日记，我可是花了好大的工夫才让他答应把这本日记借给我。”
“普希金？”赫尔岑听到这个名字，下意识地就想瞧瞧日记里写了些什么，但他转瞬又想起了来找亚瑟的目的：“爵士，现在可不是看日记的时候，即便这日记的作者是普希金。”
“好吧……”亚瑟本打算劝赫尔岑把奥加辽夫给忘了，但他见对方不上当，于是只能无奈的开口道：“关于奥加辽夫被捕这件事，其实我知道的比您更早一些。因为按照原计划，今天早上我本该去与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共进早餐的。但是，昨天晚上公爵阁下手下的听差跑来告诉我，今天的早餐取消，因为彼得堡那边又来了命令，公爵临时要提审一批新的犯人。”
“新的犯人，您是说奥加辽夫他们？”
“大概率就是他们。”
“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亚瑟捏着下巴回忆道：“我问了公爵的听差，只不过那家伙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他只说是皇上亲自下的拘捕命令，再加上《莫斯科电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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