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指又开始搓了起来，搓得比刚才更快，更用力，指节搓得咯咯响。
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像在会议室里对着卫星照片讲解敌我态势，像在电话里对五角大楼的罗伯特·凯勒说“龙国不会接受一个由某个国家单方面控制的全球能源命脉”。但我听到了那种平静下面的东西。那不是平静，那是被压住了的、被锁死了的、被一层又一层的纪律和理性和“大局为重”裹住了的、不让它翻涌上来的——另一种东西。
“不知道。”
他停了一下。
“但是漂亮国有天幕。天幕一旦启动，龙国根本没有办法打进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没有变，语调没有变，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但他的眼睛变了。那双在会议室里冷得像深海两千五百米以下的水的眼睛，此刻里面有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结冰。不是那种从外面冻进去的冰，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从眼球的深处、从瞳孔的背后、从某一个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最冷的、最硬的、最不肯妥协的地方，长出来的冰。
我拍了一下桌子。手掌砸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厚重的、像炮弹出膛之前的最后一声闷响。桌面上的水杯跳了一下，杯盖碰着杯沿，发出一声细碎的、清脆的、像冰裂开一样的声响。
“丧心病狂。”
这四个字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时候，是热的。滚烫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龙鲸”号的鱼雷发射管打开时涌进来的那股海水，像致远号的主炮在甲午海战中连续发射了太多次之后、炮管烧得通红时的那种热。我的手还按在桌面上，掌心的皮肤被震得发麻，但我没有收回来。我就那么按着，按着那张冰冷的、深色的、映着日光灯惨白光芒的桌面，像按着一颗还在跳动的、滚烫的、不肯停下来的心脏。
林岳峰站了起来。他的椅子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发出一声低沉的、短促的摩擦声。他走到屏幕前面，站在那个红色的、正在移动的标志旁边。他的影子投在海图上，投在太平洋的深蓝色背景上，投在那条从东经一百四十度到一百三十八度、从北纬十度到十二度的、正在向西、向北、向龙国方向延伸的路线上。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的声音从屏幕前面传来，背对着我们，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看到他的背影——笔直的，硬邦邦的，像一棵被种在这间会议室里的、不会弯的、但也没有叶子的树。
“也许他会在天津附近某个地方停下来。那里处于地震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