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海生。
退休已经快三十年了。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运动服，沿着干休所后面的那条小河跑三公里。回来冲个冷水澡——冬天也是——然后吃早饭。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几十年没变过。吃完早饭去阳台浇花，然后看新闻。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去活动室下棋，或者去图书馆翻翻杂志。晚上看看电视剧，九点准时上床。
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规律，规律得像潜艇的巡航。
没有人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干休所里的老伙计们只知道我是个潜艇兵，当过艇长，立过功，仅此而已。他们不知道“龙鲸”号是什么，不知道甲午海战是什么，不知道那个穿着藏青色棉布褂子的老太后是什么。那些事被我封存在记忆的最深处，像一枚已经拆除了引信的核弹头——它还在那里，沉甸甸的，但不会再爆炸了。
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赵远航比我小一岁，今年七十三。他退休后一直在海军工程大学做顾问，每周去两次，给研究生讲讲核反应堆的动力学模型。他的头发比我白得多，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还是戴着那副银框眼镜，说话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推眼镜腿。他的身体不如我，膝盖不好，阴天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但脑子比谁都清楚。有一次我去找他下棋，他一边跟我下棋一边给一个博士生改论文，最后我输了二十七目，那篇论文也被他改得体无完肤。
“你就不能让让我？”我说。
“下棋就是下棋，让什么让。”他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说。
九十一岁的人了，还是这副德性。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海军工程大学附属小学邀请我们去给孩子们做一场海军知识科普讲座。本来这种事情我们是不去的——九十一岁和七十三岁的老头子，站在讲台上给一群小学生讲潜艇，听起来就像是个笑话。但赵远航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答应了。
“你疯了？”我在电话里说，“我们俩加起来一百六十四岁，去给小学生上课？”
“海军工程大学校长亲自打的电话，说孩子们在课本上学到了甲午海战，想听听更生动的故事。学校请了几个人都不满意，最后找到了我们。”
“那就让他们找别人。我们又不是说书的。”
“陈海生。”赵远航的声音突然严肃了起来，那种严肃不像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子在跟另一个九十一岁的老头子说话，倒像是当年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值更官向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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