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账确认标准（如客户失联、经评估无偿付能力、法律追索成本过高），定期评估并计提，并在内部通报，形成风险记忆。
起草完草案，古民将其发给了实习生，要求补充意见，并计划在团队内部（尽管目前只有两人）讨论后正式试行。处理完这些，他看向窗外。十万服务费，七万坏账。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它代表着几个月的生活成本，或者一笔小小的推广预算，又或者是一个新功能开发的启动资金。如今，它变成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买来的是对小微企业服务市场残酷性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自身流程漏洞的一次强制修补。
理性告诉他，这笔学费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在错误还不太大、团队还小的时候，暴露出问题，建立更坚固的防线，是值得的。但感性上，一种沉重的挫败感依然挥之不去。这不仅仅是钱的损失，更是对他所选道路可行性的一次严峻质疑。如果连一个看似真诚求助的小企业主，最终都因无法承受理性方案的“痛苦”而选择“跑路”，甚至可能一开始就心存侥幸或欺骗，那么，他这套“始于敬畏”的财商理念，究竟能帮助多少人？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被帮助？
手机再次震动，是苏婷发来的第二条信息：“如果不方便见面，电话聊聊也行。最近有些职业上的困惑，觉得你或许能给我些不一样的视角。”
古民收回思绪，将注意力从内部的挫败感转移到这条突如其来的外部信息。他需要快速评估：苏婷的咨询请求，是纯粹的旧友求助，还是潜在的业务机会？亦或两者皆有？她的“职业困惑”具体是什么？奢侈品销售行业的瓶颈？个人发展迷茫？财务压力？不同的可能性，决定了他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回应方式。
他回复：“在S市。可以见面。你大概什么时候方便？具体是哪方面的困惑？我先了解下，看能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回应保持开放，但引导对方具体化问题，以便他快速判断这是否属于“寒门财商实验室”可处理或值得处理的范畴。一次客户的“跑路”，让他对任何新的、潜在的“服务请求”，都下意识地启动了更审慎的评估程序。这或许，是那七万坏账“学费”带来的第一个行为改变。